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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就是个人生活的写照。

因此，病人应该被视为罪有应得，所有苦痛都是自作自受。或者如卡琳·尤汉逊所写的：“疾病总是被赋予道德含义，象征着失败、衰退，甚至背弃。”

最后还可以被视为大自然拨乱反正、稳定秩序的手段。

上述所有观点，完全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爆发时的舆论。

《瑞典日报》一篇社论的作者忧虑不安地问，基督徒行圣餐礼时，会不会被传染啊？

报纸标题拟得相当暧昧，而且意有所指——“无辜的基督徒，也可能会感染艾滋病”。

除了《瑞典日报》外，其他媒体也不遗余力，非将病患分为“有罪的”与“无辜的”两大类不可。

其实，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一名孩童接受输血时感染艾滋病，其中一家晚报指称：“现在，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艾滋病又夺走了一条无辜的小生命！”

由基督教会主办的《每日时报》更是抢先一步，将整件事盖棺论定，而且斩钉截铁，绝不让步：“撇开因为输血、生产，或合法夫妻关系所导致的艾滋病病例，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每一个艾滋病患的行为举止，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要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要怎样才能把瘟疫范围限制在那些人身上？

就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身上。

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

《快捷报》在描述病因时，选择刊出一对拥吻中异性恋年轻夫妻的照片，场景相当浪漫，绮丽而引人遐思。照片旁的附注是：“额头上轻轻一吻，不会有伤害的。”然后该报选择用一个秃头、盯着色情海报的老头的背影象征同性恋者，附注是：“轻率的匿名同志性行为，将导致罹病风险大增。”

还有其他正本清源的办法吗？一定要想办法阻止那些同志无法进行所谓的“同志性行为”才行！

非常不幸地，不得不采取与法律保障个人自由相抵触的紧急措施——强制检验、列表管制、监控、隔离——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着想。

包括韩宁·谢斯壮与雷夫·希尔博斯基等法学泰斗都知道，这种呼声严重抵触大众对司法的见解。但他们还是顺水推舟，将强制检验合法化，并制定严刑峻法。

“此处虽有明显的利益抵触，”雷夫·希尔博斯基不痛不痒地说，“我们不得不选择相对错误较少的措施并予以执行。”

他的同事韩宁·谢斯壮则表示：“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放弃对这个人的保护，以保护全体社会大众免受他所带原的绝症传染。”

那些进行所谓“同志性行为”的同性恋，他们居然没有染病！而且他们还是带原者！太可怕了！要是这些带原的鼠辈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要不了多久，整个社会就会被疾病瓦解了。

不，不能信赖他们。

报纸杂志上，一篇辩论文章的作者故意用反诘法质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将这五千个带原者全部隔离起来？”随后又自答：“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这些人都能洁身自爱，不乱搞不安全的性行为，不再传染给别人……同性恋者对性行为的依赖恐怕比异性恋者还要难控制！很难相信这些人的性行为是以‘感情’为基础。想想看，每个同性恋者每年都有成打的性伴侣，所以我们不能假设他们会安分守己……”

染病的人，居然还要分为“有罪的”与“无辜的”两类。

有人被传染，有人负责传染给别人。

《晚报新闻》专访市中心诺曼区警局的警员汉斯·史特伦德，该警局目前正全力扫荡辖区内的同志性爱夜店。专访标题一语道破——“传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凶手”。

总之，那些被传染的同性恋者不算受害者。

他们是凶手。

不要对凶手太仁慈，不必对他们温柔。我们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是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