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9/15页）

11月，卡尔维诺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前往美国旅行，走访了美国几个重要城市。这趟旅程长达六个月，其中四个月他都待在纽约。这座城市深深打动了卡尔维诺，因为他与其复杂的环境建立了某种联系。数年后，卡尔维诺提到，纽约是他感受最为深刻的城市。更甚者，在为《ABC》周刊撰写的第一篇稿件中，他写道：“我爱纽约，这种爱是盲目的，也是沉默的：我不知道如何用自己喜爱纽约的理由反击那些憎恨这里的人……其实，大家也不明白为什么司汤达如此喜爱米兰。我是不是要在自己的墓碑上，就在我的名字下方写上‘纽约人’？”（1960年6月11日）

1960年

卡尔维诺将三部作品整理成《我们的祖先》（Nostri antenati）三部曲，同时附上了一篇颇具价值的前言。

在第2期《文学样刊》上，他发表了随笔《物质世界的海洋》（“Il mare dell'oggettività”）。

1961年

卡尔维诺的声名愈发巩固。面对络绎不绝的邀约，他拿不定主意是该满足自身对于不同事物的好奇心，还是该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一段时间以来，各方的合作请求源源不断：日报、周刊、影院、剧院、电台和电视，无论是考虑名或是利，这些邀约对我的吸引力都不相上下，但也着实令我在几种情况之间挣扎，一方面害怕在这昙花一现的事情上面耗费精力（有的时候我想效仿其他更富有才华和多产的作家，后来却发现保持沉默、不去刻意模仿反而更令我愉快）；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专注于‘著书’，此外，我也怀疑，即使是撰写任何有关时事的文章，最终还是在创作会流传下去的东西。总之，我既不是为了报纸，也不是为了某些外在因素，同样也不是为了自己写作。”[写给埃米利奥·切奇的信，11月3日]在被他拒绝的合作提议当中也包括与《晚邮报》的合作。

卡尔维诺根据自己在美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Un ottimista in America），但在完成初稿后，他却决定不予以出版。

4月，卡尔维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了为期十五天的旅行：分别到哥本哈根、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举办了讲座（讲座地点均为当地的意大利文化处）。

4月末5月初的时候，他到马略卡岛出席福门托尔国际奖的颁奖仪式。

9月，他同埃伊纳乌迪和“编年演唱团”的同事朋友一道参加了由阿尔多·卡皮蒂尼（Aldo Capitini）发起的第一次佩鲁贾—阿西西和平游行。

10月，他前往巴伐利亚慕尼黑，后来又到法兰克福参加图书展。

1962年

4月，卡尔维诺在巴黎结识了埃丝特·朱迪思·辛格（Esther Judith Singer），别名奇基塔（Chichita），这位阿根廷翻译家一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工作（直到1984年，她都作为自由译员进行工作）。这段时期，卡尔维诺说自己就像患上了“漫游症”：他不断来往于罗马（他在那里租了一间临时公寓）、都灵、巴黎和圣雷莫。

“利古里亚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死守着家，就像贝壳嵌入礁石，你永远无法将他们从那里移开；另一种人则四海为家，随遇而安。可是即便是后者，包括我在内……也要时常回家，我们对于家的牵挂并不亚于前者。”[Bo 60]

他开始断断续续为米兰《日报》（Il Giorno）撰稿，合作持续了几年时间。

《文学样刊》第5期发表了卡尔维诺的杂文《挑战迷宫》（“La sfida al labirinto”），文学杂志《此与彼》第1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圣约翰之路》。

1963年

这一年，所谓的新先锋运动在意大利逐渐成形；尽管卡尔维诺没有参与其中，但仍然时刻关注这项运动的发展。卡尔维诺对于“六三学社”[87]的主张给予关注，但又保持距离，这也成为他与安吉洛·古耶尔米（Angelo Guglielmi）意见不合的有力证据，随后他出版了《挑战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