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4/15页）

、尽管游击队的经历在卡尔维诺的人生中十分短暂，但在任何其他层面而言，这段经历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记。“在最近一年，我人生中的不幸接踵而至，我经历了一连串难以言说的危险与窘困；我遭遇了牢狱之灾和颠沛流离，多少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积累的经验感到满意，甚至愿意经历更多。”[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5年7月6日]

1945年

3月17日，卡尔维诺参加了巴亚尔多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游击队员第一次得到了盟军歼击机的支援。卡尔维诺在1974年的《记一次战役》（“Ricordo di una battaglia”）中回忆了这场战斗。

解放之后，卡尔维诺的思想进入了“自我意识阶段”。在作为积极的意共成员期间，他继续围绕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焦虑又个人化的关系进行自我觉醒。与其说这些字眼勾勒出一个确切的意识形态观点，不如说它们表明了两种互补的思想需求：“希望生命的真谛因其自身的丰富而得以发展，超越了条条框框加之于上的颓落弊端”，而且“希望世界的丰富性不会被滥用，而是利用得当并根据现存以及未来全人类的利益使其开花结果”。[Par 60]

卡尔维诺是因佩里亚省意大利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为多家期刊撰写文章，其中包括《民主之声》（La Voce della Democrazia，圣雷莫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我们的战斗》（La nostra lotta，意大利共产党圣雷莫分部的机关刊物）和《加里波第人》（Il Garibaldino，费里切·卡斯乔内分队的机关刊物）。

他享受了转业军人的福利，在9月份进入都灵大学文学院三年级学习，也在都灵长期定居。“在当时，都灵……对我而言确实是一座工人运动和思想运动都蓬勃发展的城市，这些运动所营造的氛围似乎包含了传统和未来前景的精髓。”[Gad 62]

卡尔维诺与切萨雷·帕韦塞成了朋友。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帕韦塞不仅是卡尔维诺的第一位读者：“我每写完一篇小说，都会跑到他那里去，让他来做我的读者。在他去世后，我觉得，缺少了一位完美读者的指点，我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了”[DeM 59]；卡尔维诺甚至将帕韦塞作为严肃与道德方面的榜样，模仿他的风格甚至是行为方式。由于帕韦塞的帮助，卡尔维诺在卡罗·穆思切塔主编的杂志《阿蕾杜莎》（Aretusa）12月刊上发表了小说《兵营之苦》（Angoscia in caserma）。也是在12月，他开始与埃利奥·维托里尼主编的《文化纵览》（Politecnico）合作，撰写了题为《贫瘠瘦弱的利古里亚》（“Liguria magra e ossuta”）的文章。

“在我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读过什么书，说白了我就是一个还没开始‘文学修炼’的自学者。我的全部成长在战争中完成。我读了一些在意大利出版的书，还有《索拉利亚》（Solaria）杂志上刊登的文章。”[D'Er 79]

1946年

卡尔维诺开始“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并在报刊上发表短篇作品。[Accr 60]他在期刊上（《团结报》《文化纵览》）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之后汇编成小说集《最后飞来的是乌鸦》（Ultimo viene il corvo）。5月，他开始负责都灵区《团结报》的专栏《时下之人》（“Gente nel tempo”）。在切萨雷·帕韦塞和简思罗·费拉塔（Giansiro Ferrata）的鼓励下，他着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12月末完成初稿。后来这成了他的长篇处女作：《通往蜘蛛巢的小径》（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

“如今，写作是所有工作中最悲惨又费力不讨好的：我住在都灵的一间冰冷阁楼里，勒紧腰带，盼着父亲寄来的汇票，以及通过与报刊合作赚取的每周几千里拉的收入。”[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7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