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对我说（第2/3页）

在李先生的教诲和鼓舞下，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小学时代。现在一转眼就要离别了，半年来课堂上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一阵掌声，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简单的欢送仪式举行过后，在铺着洁白台布的一字形长桌尽头，李先生侧身站在桌旁。还没有开口，他用手帕掩着嘴咳了一会，随后以他锐利的眼光扫视全场。我想，只有一颗真正火热的心，才能隔着厚厚的镜片闪射那样炽热的光芒。

“哦，毕业了。”李先生说了几句贺词，声调逐渐高昂：“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毕业等于失业，摆在同学们前面的道路——不是生路，就是死路；不是新路，就是老路，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停停，他又讲下去，几乎变成愤激地大声呐喊：“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学们！你们往后走哪条路，由你们选择，可是千万别重蹈覆辙，再踏上前人走过的那条自取灭亡的绝路！不！你们要去闯出一条崭新的路，去，去吧，去走新的路！”

听起来声音有点古怪。这临别赠言有若沉闷黑夜里爆出一声惊雷，全场的同学无不为之愕然。李先生过于激动，慢慢坐下来，呛咳着。我近旁一个女同学埋下头去，一缕长发云彩般披落在肩头。她闭上眼睛，泪珠滚落在她苍白的脸上。

我即将离开那个城市，出发远行以前，同那个女同学最后一次去看望李先生。他目光炯炯，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要多给他去信。沉默半晌，他忽然从杂乱无章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书，认真地写上给某某同学留念的字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本美丽的书，一九三一年间陈梦家编选的一本诗选，其中包括闻一多几首著名的诗作。

那一年秋天风雨如晦，我又回到上海读初中。过了不久，听说李致远先生的病终于不治，溘然长辞，身后萧条，只留下一堆不值几块大洋的文学书刊而已。他是旧时代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耗尽了他全部的光和热。我引以为憾的是没有照他的嘱咐，给他写过一次信；可是在那个多雪的冬天里，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那篇文章发表时用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题目：《路》。

如果说李致远先生指点我应该走什么道路，那么进一步引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孙太禾先生。

孙先生是我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国文女教师。在我记忆的画廊里，她永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身材修长，风姿绰约，雍容大方。有一次她穿一套垂地的天蓝色西式衣衫，又罩上一件深蓝色的披肩，远远看去像外国童话里的天使。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这却成为几个淘气的同学借以嬉笑的话题。她毫不在乎，一笑置之。其实她那时才二十五六岁，没有结婚，大学毕业后就在这个中学里当教员。

整整两年，她给予我精神上的东西是很多的。

由于她的指引，我开始涉猎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从童话的幻想天地进入一个引人入胜的展示人类灵魂的精神世界。她的文学修养根底很深，而且有她自己的精辟见解。我们班上除了每周两小时的作文课以外，还有定期的课外读书随笔，先写内容提要，以后再写读后感。往往我做了一篇作文或一篇读书随笔之类的作业，她总是在后面写下一大篇批语，有时长达两三页之多。那不是老师例行的课卷批语，而是一种热情的倾谈。她的文字优美，很有文学性，且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她又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她的毛笔字，刚健俊拔，不像出于一个女教师之手。回想起来，每次发下课卷，我是多么热切地寻找她的批语，又从中得到多少鼓舞和启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