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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到这通电话的另一种可能性。不到一个小时前，索尔森告诉我已经查过格拉登了，而且排除了他的嫌疑。也许这个电话就是这项核查工作的一部分，但到底是哪一部分我猜不出。只有一件事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探员的工作并不是完全对我开放，他们不会让我知晓调查得到的全部信息。这段时间我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但有些事情他们瞒得很紧，让我一无所知。

其他几份账单没有带来任何惊喜，卡特和汤普森房间的账单干干净净的，一个电话都没有；至于巴克斯，从他的账单可以看到，他于周六和周日的午夜拨打了同一个位于匡提科的电话号码。带着几分好奇，我又从飞机上拨出了这个号码，对方立即应答道：“匡提科，匡提科总机。”

我一言不发地挂断电话。我现在可以确信一点，那就是巴克斯跟索尔森一样，都往匡提科打过电话，可能是为了检查别人的留言，也许是为了回复留言或者处理调查局的其他事务。

最后我打开了蕾切尔的账单，这时候我突然感到惴惴不安。之前检查其他人的账单时，我没有过这种感觉，可这一回，我觉得自己像个疑神疑鬼的丈夫，正在偷偷检查妻子的社交情况。这给我带来一种窥视的快感，同时又有点惭愧。

她从房间里打出了四个电话，都是打给匡提科的，其中两个号码与巴克斯的相同，那是匡提科总机的号码。我拨出了一个她打过而我还没见过的号码，应答的是一台电话答录机，里头传来了蕾切尔的声音。“这里是联邦调查局探员蕾切尔·沃林。我现在不在，如果你能留下姓名及简短留言，我会尽快回复，谢谢。”

这应该是她打回自己办公室检查留言的。我又拨了最后一个号码，这是她在星期天下午六点十分打的，这回应答的是一个女人。“心理侧写室，我是多兰。”

我一言不发地挂了电话，感觉糟透了。我对多兰挺有好感，但这份好感还没到让她知道我正偷偷检查她同事的电话的程度。

账单都检查完了，我把它们折好放回电脑包，然后啪地把听筒放回前排椅背的机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