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民性的寓言，还是农民的典型？（第2/3页）

[3]著名的鲁迅研究家陈涌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4]“国民革命”这个概念最初为孙中山所用，不过他在1906年使用的“国民革命”概念是相对于“英雄革命”而言的。根据邱士杰的研究，这一概念重新被激活是在1922—1923年，共产党人蔡和森、陈独秀用这一概念界定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革命）。这一概念此后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发挥了作用。[5]陈涌虽然认为阿Q是一个被剥削的农村无产者，但同时也相信“阿Q最好的代表还是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6]为了弥合阶级论述与阿Q身上的卑怯、精神胜利法等等负面现象的关系，也有一些论者断言阿Q不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流氓无产者。这一论点在文本中的根据大致如下：阿Q是未庄唯一进过城的人，知道做鱼的时候，城里人要切葱丝，不像未庄只切葱段。他瞧不起城里人，也瞧不起未庄的人不知道城里人做鱼的时候用葱丝。他是一个游荡的人，没有固定的居所，身份是一个雇工。这些论者从阿Q的雇工、雇农身份推出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结论，而流氓无产者的“革命”难免与浑水摸鱼、投机、怯懦等现象纠缠在一起。

无论如何界定阿Q的阶级身份，几乎没有人否定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民族病症的集中表达。《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和农民或雇工阶级的探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理由用国民性问题加以否定，而应该分析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将这个问题放在“鬼”或“国民性”的双重性或对话关系中来讨论，我们提出这样的可能性：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绘是对国民性变化的客观契机的探索，而阿Q的社会身份也表示国民性不是抽象的总体，而是依托在各不相同的社会身份及其关系之上的。人有十等，各各分离，国民性的总谱是凝聚在每一个阶层的身份关系之上的。如果存在着一个能动地反思和呈现国民性的国民性，那么，后者也意味着一种行动的客观力量，即改造将人们相互隔绝的等级体系的行动。作为这一行动的结果，辛亥革命是一个国民自我改造的伟大事件，因而也是国民性的这一能动性的历史性展开——辛亥革命提供了阿Q转向革命的契机，但未能促发他的内部抗争或挣扎。因此，“革命”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的瞬间存在于阿Q的生命之中。没有挣扎，意味着没有产生主体的意志；但写出了这一没有挣扎的瞬间的鲁迅，却显示了强烈的意志——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也正是力图将阿Q的本能的瞬间上升为意志的表达——它无法在阿Q的革命中获得表达，而只能在对这场革命的反思中展现自身，而阿Q正是检验这场革命的试纸。因此，鲁迅不但用革命审判了阿Q，而且也用阿Q审判了革命，而使得这一双重审判的视野得以发生的，就是“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那句话中的“鬼”。

在阿Q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纠缠——即作为秩序维护者和本能的抵抗者的共在——正是鲁迅对革命的探索的成果。这个探索的核心就是谁是革命主体这一问题。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制确立的背景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发明了“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它被视为真正的、代表未来的革命主体。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理解，无不被这一概念所影响。但是，在广阔的非西方世界，在那些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又被帝国主义卷入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社会里，究竟谁是革命的主体、如何形成革命的主体，成为革命政治的核心问题。如同印度的庶民研究所发现的，在印度、中国和其他的非西方世界寻求革命主体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西方范畴——无产阶级——的替代物，即农民、大众、庶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