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第5/6页）

五、深刻反省汉族文化的各种弊端

《书剑恩仇录》中与木卓伦部这一少数民族群体形成对比的是红花会这一汉人武装群体。红花会志在推翻满清统治，人才济济，组织严密，但最终却一事无成，豹隐回疆，这与他们的文化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红花会得知乾隆皇帝本是汉人之后，便天真地幻想依靠这位当今天子，驱除鞑虏，重整河山。他们千方百计向乾隆证明其身世，又将乾隆囚禁于杭州六和塔，由总舵主陈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劝说。陈家洛劝说的理论基础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忠孝观念，三是劝业思想。他说：“你是汉人，汉人的锦绣河山沦人胡虏之手，你却去做了胡虏的头脑，率领他们来欺压咱们黄帝子孙。这岂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吗？”又说：“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说到底，红花会要改变的只是一个“名分”，重虚名而轻实务，这是汉族文化发展到后期的一个重大弊端。陈家洛几次有机会杀死武功高于自己的朝廷鹰犬张召重，但由于“不是大丈夫行径”的念头作怪而都放弃了，这实际上是守小义而舍大义。在陈家洛身上，顾虑重重，矫情狭隘的汉人书生特点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们想爱不敢爱，该恨不能恨。表面上潇洒大度，内心里百鼠交战。陈家洛本与木卓伦的长女、智勇双全的霍青桐两心相许，但因曾见霍青桐与一少年神态亲密，便不敢打开心扉，反而有意疏远。后来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装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静，使霍青桐伤心成疾。陈家洛与香香公主喀丝丽相爱后，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想到霍青桐谋略出众，文武双全时，他终于发现：“唉，难道我心底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心惊之下，他自遣道：“陈家洛，陈家洛，你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可是最后，他连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他不知道，即使乾隆真的接受了红花会的方略，以皇太后为代表的满族统治集团也会除掉乾隆，另立一个满族的皇帝。满族人之所以做了汉族人的皇帝，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汉族文化存在着诸多重大弊端，君昏臣佞，上欺下瞒，人心险恶，自大虚伪。其实，只要国富民安，为什么皇帝一定非是汉人不可呢？陈家洛总体上不失为一位有才干、有血性的民族英雄，但他的思维方式中深深积淀了许多汉族封建文化观念的糟粕。

在这个问题上，《鹿鼎记》中有许多情节可与《书剑恩仇录》参照。康熙皇帝对韦小宝说道：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蕃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这段话未必完全正确，但确实值得那些大汉族主义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记》中也有一个策动政变的情节。汉族最有学问的几个大知识分子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查继佐等，竟然一本正经地苦劝出身妓院、“不学有术”、专靠溜须拍马飞黄腾达的韦小宝去当皇帝。査继佐说：

绝不是开玩笑，我几人计议了几个月，都觉大明气数已尽，天下百姓已不归心于前朝。实在是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要天下汉人剃头结辫，改服夷狄衣冠，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当今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明知汉人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却还要推戴一个最会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设韦小宝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可想象。汉族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再推戴一些流氓式的人物做开国君主，实在是汉族文化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金庸小说对汉族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仅从上述就足见其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