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4个圣诞节（第2/3页）

吃完饭，同学们一起走回隔壁的宿舍。那晚不知怎么的，延安路后门没有锁，我们走进校园，有人唱起歌来，歌声中，我忍不住展开手掌，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财运。我的掌纹很乱，没有一根线走到头。在宿舍楼旁的星空下，我想着，以后的圣诞，我会在哪里呢？

2004年，我在纽约过圣诞。圣诞忽然从一个我习惯用来挣钱的日子，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家家户户要过的节。学生宿舍门口都挂上了圣诞花环，人们开始用邮件发各种带音效，带土土照片的电子贺卡，从星巴克到Dunkin’Donuts（唐恩都乐），哪怕买个甜甜圈，都不得不跟收银员聊一句圣诞要去哪儿，然而我其实并没有地方可去。

圣诞节前的最后一节课，我们看了一个同学拍的诡异的关于老年性工作者的纪录片。片子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位60多岁，花白头发的性工作者打开大门，像任何一个老奶奶一样慈祥地请摄制组进去。拉开抽屉，我们以为她会递上饼干、巧克力……不，是一抽屉形形色色的性玩具，我唯一看得懂的，是有块用来打屁股的板……那是一个出乎意料、既荒谬又现实的片子，老太太说了她的家庭，说了圣诞快乐。片子结束了，我们圣诞前的最后一节课也结束了。老师带来了酒，我们大家互换了礼物，我的“出位”女老师送了我一沓很妖娆的定制纸巾，上面用中文大字写着“美，但家务无能”。她还送了我一条极短极性感的小沙滩裙，我意识到，在她想象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有生活的人。

可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生活。整个圣诞假期，我并没有什么地方可去。那还是用IP电话卡，几美分可以打多少分钟长途电话的年代。我回到家，打开电视，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圣诞歌背景中给我爸妈打了一个电话。妈妈接了电话，问我有事吗，我回答说也没什么事，学校放圣诞假了。妈妈那一代人对圣诞节大概比我更没有感觉，她说：“哦，放假了你可以好好歇歇。”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想说什么，但是又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挂了电话。

留在纽约的，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印度同学。我并不喜欢我的印度同学，平常从来不跟她们玩，关于她们，我常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评论会私下吐槽，但是这个晚上，我鬼使神差地，给她们俩打了电话。

她们正好也无处可去。“去哪儿呢？”她们问。我想想说：“带你们去Flushing吃火锅好吗？”

这两个平常只吃咖喱和沙拉的人居然同意了。就这样，我一个上海人，带着两个印度人，坐地铁去Flushing的上海滩吃了顿火锅。这两个人不是素食主义者，我带着她们涮白菜，涮羊肉，涮了虾和蛋饺，蘸着沙茶酱吃，又点了小笼葱油饼，告诉她们怎么吃soup dumpling（汤饺）汤才不会溅出来。

那个晚上我们喝了点啤酒，三个从来不在下课后交际的人，竟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聊到是不是应该在麦肯锡找个男朋友（答案是：不，不要）。一起从饭店出来，走进Flushing黑夜的时候，我们甚至开始有点喜欢彼此了。

坐地铁回家的时候，印度同学先到站，下车前她们说等过了圣诞假，她们要带我去吃印度菜。我站在车里，对她们说好的，一定要去哦，心里知道，这就跟“改天我们再聚”一样，是一件不会发生的事，然而毕竟这个晚上，我跟一些人，不管是谁，说上了话。第二天热着前一天打包回家的葱油饼，我觉得电视里那些圣诞歌，其实还蛮温馨的。

转眼到了2009年。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出版公司也有库存，到了年底，卖不出去的书就要送回厂里化浆。一年到头为了这些书忙碌，我不想看着它们被化浆。想来想去，我们决定在丰台的库房里，做一次图书的清仓活动。谁愿意去丰台看图书清仓呢？除非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大学圣诞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