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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陷入了一阵戏剧性的沉默。他皱起眉毛，接着又挠了挠头。“内德，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轻松了？”他问道，“要是一切都能以完美的模式吻合起来，我反而会起疑心。你呢？”

“我才不会把自己弄到你的模式里去呢，”前一天晚上萨莉这么对我说，“模式就是要去打破的。”

“他还唱歌，内德，”玛丽·拉塞尔斯一边把我送的白色郁金香插进泡菜坛，一边嘟哝着说，“他总在唱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觉得他是入错了行。”

玛丽跟夜班护士一样面色苍白，而且同样尽职尽责。她不施脂粉的脸颊和清亮的双眼都透着美德的光芒。玛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顶上有一缕白发，仿佛是青年守寡的标志。

在组成情报界上层社会的众多行当里，没有任何一个行当需要像监听组的女士们那样全心投入。男人们不擅长干这个。只有女人才能以如此的热情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周围到处是一根根灰色的电缆和一排排苏式磁带录音机，她们占据的地下世界之中全都是些从不露面的生命，而她们对这些人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或是亲人。她们从来都看不到自己的猎物，不会跟他们见面，不会触摸到他们，或是和他们同床共枕。然而，她们却把自己的全部个性投入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中。通过窃听器和电话线路，她们能听到猎物们在甜言蜜语，啜泣，抽烟，吃东西，争吵，交合。她们能听到他们在做饭，打嗝，打鼾，烦心。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猎物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也不在意他们看电视的品味。到了今天，她们甚至能跟着猎物们一起坐车出去，和他们一起去购物，跟他们一起坐在咖啡馆或是宾果游戏厅里。她们是这个行当里秘而不宣的分享者。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自己也戴上一副，叠起双手垫在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好听得更清楚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雷温的声音，他正在给自己唱《图兰朵》中的一个选段，玛丽·拉塞尔斯闭着眼睛露出了笑意，听得入了迷。他的声音很醇厚，我这双没经过训练的耳朵觉得很好听，玛丽显然也这么认为。

我坐直了身子。歌唱声停止了。我听到背景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两个人是谁？”

“是他的老师，亲爱的。莫斯科电台的奥尔加和鲍里斯，每周五天，六点整播出。这是昨天早晨的节目。”

“你是说西里尔在自学俄语？”

“嗯，他是在听俄语，亲爱的。至于他那个小脑袋瓜能学进去多少，我们可就不知道了。每天早晨六点整，西里尔都会听奥尔加和鲍里斯的节目。今天他们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他们在古姆169购物来着。”

我听到弗雷温洗澡时喃喃自语地不知说着什么，听到他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还大喊着“妈妈”。她叫埃拉·弗雷温，我记得。已故，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母亲，详情参见其个人档案。我始终都没弄明白，档案室在调查间谍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非得给他们已故的亲属建立个人档案。

我听到西里尔在跟英国电信局工程部的人争吵，他刚才老老实实地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接通他们的分机。他的声音显得很急躁，用了许多不该用的重音。

“好吧，下回你们打算到我这儿来检测电话线路故障的时候，麻烦事先通知一下我这个用户，不要趁着我的清洁女工刚好在家时就闯进来，还弄得地毯上全是电线线头，厨房的地板上到处是靴子印，我将会万分感激……”

我听到他给科文特花园歌剧院打电话，说他这个星期五不能来取预订的门票了。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很可怜。他解释说自己生病了。电话另一头那位好心的女士说，最近是有好多人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