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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大使馆。那帮野蛮的家伙。他们总是这样。他们说服了他。他们不愿承认历史的进程；他们宁愿继续当躲在洞里的老顽固，继续搞他们那荒唐的‘冷战’。”

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他的话让我有点听不懂。

“好吧，嗯，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么跟你说吧。使馆里有很多人都不赞成把时间花在——比如说建立文化友谊上。各个派系之间搞起了内讧。我是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鸽派的人赞同文化，这是自然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赞同公开化。他们认为文化能填补敌意消除后留下的真空。这是谢尔盖解释给我听的。可是那些鹰派——也包括大使本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却想让谢尔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系旧有的态度上，不管那态度还剩下什么。他们想让他搜集情报，想让他始终采取一种更咄咄逼人的、耍阴谋诡计的行为方式，无论世界趋势会如何改变。大使馆的死硬派根本不管谢尔盖本人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从来都不在乎。唉，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对不对，就像戈斯特一样。坦白地说，谢尔盖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一会踩在这一边，一会又踩到了另一边。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职责所在。我们一起探讨文化上的事，谈点语言，谈点艺术或是音乐；然后我们还得谈点机密，好让鹰派的人满意。我们得让方方面面的人对我们都满意，就像你得让总部满意，我得让‘水槽’满意一样。”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都快听不清了。我只好再一次挥起鞭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别跟我耍小聪明，西里尔，行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记下来。看看时间吧。你是什么时候给谢尔盖·莫德里安提供信息的，给了他哪些信息，为什么，换来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停止的，为什么要在一切都能顺利继续下去的时候停止呢？我想去度周末，西里尔，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的老婆也想去。我想坐在电视机前跷起脚来。没人给我加班费，你知道。全都是按件数计酬，他们开的条件就是这个。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审的人到底是谁根本就没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成本效益的时代，或许你还没注意到。他们对我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点，就可能被私有化了。”

他没听到我的话。他是不想听。他在四处游荡，身体和心灵上都是如此，要寻找能转移注意力的地方，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我的怒气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我开始憎恨莫德里安了。我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得依赖单纯的人的轻信才能生存下去。我觉得很恶心，因为像莫德里安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雷温的孤独来让他叛国。把职责和爱对立起来，这样的观念让我觉得很受威胁。

我刷地一下站起身，还在生我那位同行的气。弗雷温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把雕花的亚瑟王式凳子上，椅垫上还绣着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的玩具给我看看。”我命令西里尔。

“什么玩具？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小婴儿。别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记起了莫德里安的谍报技巧，他用过的那些东西，他给手下的情报员配的装备。我也记起了自己的谍报技巧，当年我也曾指挥像弗雷温这样的人去刺探苏联的情报，虽说他们没有弗雷温这么疯狂。我在想象，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怎样来处理像弗雷温这样一个在高层工作、主动投诚、头脑还不太清楚的家伙。

“我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行不行？”我暴躁地说道，“还有你的高速发报机，对不对，西里尔？你的暗号表、一次性密码本、晶体发射器。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你的隐蔽手段。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公文包准备星期一上交，然后就回家看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你也许不喜欢看球，但我碰巧喜欢。我们能不能往前走一步，不再扯那些鬼话了，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