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将沉醉换悲凉说晏小山(第2/8页)
胡寅特赏东坡的“ 逸怀浩气”。逸怀是庄子思想的体现,意味着对尘世的坐忘与超越,而浩气则是孟子的精神,表现为对理想的执着坚守百折不回。胡寅认为词到了东坡,则花间词人直到柳永,都只配给苏轼当佣人轿夫而已。
推崇清真的把清真比作老杜。清代刘熙载则以为东坡意似老杜,格似太白,兼有二家之美: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而清末四大词人之一的王鹏运,对东坡的评价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 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王鹏运列数潘阆、宋祁、欧阳修、柳三变、晏几道、秦观、张先、黄庭坚、贺铸的词风,以为虽各尽其美,后人都可得而模仿,唯东坡堪称天才,无从模仿,无从追蹑。他认为词中苏辛并称,辛词虽亦影响巨大,但不过是人中的高境,东坡词却是仙境。他这样推崇东坡词,当然是把格高视作文学评判最高标准的缘故。
我在大学读书时,与同舍友陆杰就曾讨论过宋代谁的词最好的问题。我们观点完全一致,就是认为辛弃疾的词比苏轼的好。我们认为,悲剧是一切文学样式当中最高的文学样式,而辛词中激荡着无与伦比的悲剧情怀,是真正的崇高美,然苏词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悲剧情怀,因为他的人生观太豁达,悲剧意识就被这种放达的人生观所冲淡,到不了崇高之境。苏词格是很高的,但格高并不是好,真正的好,是能让人感动,是靠执着于人间的悲剧情怀让人感动。东坡什么事都能看得开,面对人生的悲剧现实,他不是选择傲然担荷,而是娴熟地自我排解,这样的人的性情,一定会浮于表面,他写不出最浓挚深婉的爱,也写不出最苍凉沉郁的恨。
而清真的词,我认为一点也不好。单看艺术技巧,清真的确十分高明,他首创了一种蒙太奇式的写作方法,用在长调里,只是通过镜头的转接,就完成了词的叙事,而淡化了时空的顺序,让读者随着词的意脉行进;文辞也典丽可诵,不像柳三变那样,市井气较重。但文学史应该是灵魂的历史,在清真词中,我们见不到感人的力量,因为它们太缺乏灵魂。
清真的根本毛病就在于,他绝大多数的词都是写众人的情感,比如说他写别情,写的是世人分别时那种普遍的情感,而不是写他个人独特的私密的情感,这违背了中国学问、中国文学的最高原则:为己。中国的学问是为己的学问,中国的文学是为己的文学,故修辞而立其诚,是学问、文章最基本的要求。做学问做文章,一定要说自己最想说的话;作诗填词,一定要写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要写个人独特的心理体验、生命体验。清真的绝大多数词,是写给他人的,写给大众的,是“ 为人” 的文学,是商业化的写作。
所以我赞同刘熙载的观点:“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论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何谓“ 当不得一个贞字”呢?这是说清真的心“ 不得其正” (见《大学》) 。须知道,文学创作一定要正心诚意,要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其内,才可能写出好作品。一切文学经典都必须是有病呻吟,若是无病呻吟,哪怕呻吟得再像,也是赝品。清真的词,就是高仿的文学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