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我必须做自己（第3/3页）

事实上，我去理发师那里是为了放松（当然，是另一位理发师，不是最开始来找我的那位）。然而，当理发师和我一起看着镜子时，我们看见的，除了即将要剪掉的头发外，是长着头发的这颗头、肩膀和躯干。当下我感觉到眼前镜子里坐在椅子上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别人。这颗被理发师捧在手里一边问“前面要剪多少?”的脑袋、支撑着脑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躯干，都不是我的，而是属于专栏作家耶拉先生。我与这个人毫无关联!事实如此明显，我以为理发师会注意到，但他却似乎没有察觉。不仅如此，仿佛要强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个专栏作家”的事实，他问了我许多一般专栏作家会被问到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战争爆发，我们能够痛宰希腊吗?”，“总理的老婆真的是个荡妇吗?”，“蔬菜商必须为物价上涨负责吗?”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力量阻止我亲自回答这些问题，反倒是镜子里那位让我看得目瞪口呆的专栏作家，以他一贯的卖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这么说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价也不会下降。”

我厌恶这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栏作家，不懂装懂，还自以为了不起地承认应该要接受自己的不足与过人之处。甚至我也厌恶这位理发师，他每问一个问题，就迫使我变得更像“专栏作家耶拉”……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我回忆着不愉快的过去时，我想起了另一位理发师，那位走进新闻编辑室提出奇怪问题的理发师。

夜半时分，我坐在这张让我恢复了自我的扶手椅里，双腿伸到矮凳上，倾听着勾起我不愉快回忆的旧旋律中的新愤怒，我告诉自己：“是的，理发师先生，人们不允许一个人做自己。人们不让他这么做。人们绝不准。”我用与旧旋律相同的节奏和愤怒说出这句话，但这些字句却只让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宁静。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一种秩序，在之前的专栏中我曾经提及，而我最忠实的读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种意义，甚至我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存在于这整个故事里：通过某位理发师而回忆起另一位理发师造访报社的经过。它是一个象征，暗示着我的未来：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夜里，一个男人独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个旅行者，在经历了漫长而崎岖的旅程后，终于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