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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我也传递了那个信息,或者我应该称之为“转寄了信息”?我纯粹是为了她才会作出最大努力,设法将这整出戏的各种零星片段拼凑在一起。

请务必记住,我不要求您作出答复。我只不过尽了任何配偶所应尽的义务。我只是在帮她料理后事。

在我们失去她的那天早晨,她不知为何缘故把旧披巾拿了出来。但一直要等到我们大家都从医院回来之后,我才看见那块披巾。我在苏伦的书桌上发现,它仍然整整齐齐地放在我十年或十五年前为她买来的礼品盒里面。但为什么呢?她为什么偏偏选在那个时候把披巾拿出来?

我把您当下正在读取内容的闪盘放进了那同一个礼品盒,因为我相信披巾和闪盘属于您的成分居多,属于我们的成分较少。我已经痛下决心,此后绝对不让南布列克街出现任何与阁下有关的物品。我既不希望乔纳斯浏览您与苏伦往来的邮件,也不打算让英格丽继承那块披巾。更何况现在我自己也必须想办法活下去。办完丧事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诸如必须注销银行账户、取消各种订阅,以及清理其他事务等等。而阁下也名列待办清单。

当天早晨我准备去办公室的时候,她向我表示她即将出门拜访一位女性友人。与往常不同的是,她特别说明自己不会回家吃晚饭,并且说,她回来的时间可能会很晚。她讲的是“非常晚”。

苏伦没有说出那位女性友人是谁,或者她住在何处。令我始终纳闷不已的是,那天早晨她为什么会北上前往松恩峡湾。她从未提到过在那边有朋友。

她总不至于打算一路走向苏伦德,抵达最近几年来我们经常过去度假的地点吧?但假如真是那样的话,她为什么没有明说?她为什么没有自己开车出门?她为什么会独自沿着那条交通繁忙的大马路行走?

事故发生于欧洲三十九号公路上,就在欧普达尔的南方。或者更精确地说,她在通往布雷克和吕特勒达尔的分岔路口被车子撞倒。巴士驾驶员证实,苏伦是从卑尔根坐他的车子过来,然后在茵斯特菲尤尔下车。茵斯特菲尤尔几乎是一个不毛之地。[2]而等到同一辆巴士从欧普达尔掉头驶向卑尔根的时候,她却仍然站在那里等候。

苏伦的行事作风或许令人捉摸不定。但事到如今,那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我是说,您从奥斯陆前来卑尔根的途中,应该不至于开车南下经过那个地方吧。您不是坐火车过来的吗?

无论如何,她在松恩峡湾南岸几千米外的地方被一辆拖挂大卡车碾过。那个路段限速八十千米,可是拖挂大卡车却在通往茵斯特菲尤尔的漫长下坡路上,以将近两倍的速度行驶。当天视线不佳,而那名年轻的卡车司机正设法赶赴欧普达尔搭乘渡轮。现在他只能等着上法庭,但愿法官多判他几年。

他竟然也有脸出现在葬礼上。但他至少还有足够的判断力,晓得应该刻意避开吊唁。否则我一定会把他撵出去。我会叫警察过来。

那个星期六我正在办公室加班的时候,接到海于克兰大学附属医院打来的电话。有人通知我发生了什么事,并强调她是被直升机抢救过来的,而且她的情况非常危急。我连忙冲出门外,然后从出租车上打电话给英格丽和乔纳斯。在孩子们赶到以前,我与她单独相处了几分钟。她的伤势惨不忍睹,但她突然睁开双眼,眼睛发亮:“难道是我自己搞错了!万一斯坦说得很对呢?!”

人们不仅可以从孩子和醉鬼那边听到真相。临终者同样也可以说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话语。

或许您“说得很对”,斯坦。那听起来岂不是很窝心吗?

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必须替苏伦向您转达她最后的致意。或者我应该称之为最后的评论。我毫无概念,不知道她那么讲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说不定您会晓得。即便如此,我必须承认自己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并且开始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