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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谢谢。”没有嘲笑，没有恶意。说的时候他也不带任何情感。可他为什么要说呢？我不知道如何应答，就什么都没说。他拼命蹬车，很快就消失在阿达和维姆的农场后面。现在是星期四的上午，一个比我年纪稍长的老人早早骑车经过，他穿着衬衫，骑在路边，差点掉进运河里，因为他的视线一直离不开我和那杆枪。我一直看着他坐回到坐垫上，又继续直线往前骑。我没有把枪扔进沟里，而是走上公路，把枪扔进了运河。返回的路上，我在桥上停留了片刻。冠鸦转了回来，用嘴整理着羽毛，左右跳动。“你要干什么？”我轻声问，它没有回答。

你父亲不再需要它了。几个月前，当父亲的自行车映入我的眼帘，当我知道亨克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的时候，我自己是怎么说的？“那是我父亲的，可他再也骑不了自行车了，”那跟“不再需要它了”可不一样。首先，我得挤牛奶，然后再上楼。该死的奶牛总是摆在第一位。不管什么情况，哪怕知道父亲死在床上，你还是得先挤牛奶。真是个白痴。

人们总想知道某某人是怎么死的，虽说这份好奇会随着死者年龄的增加而减弱。可是我能对谁说，我的父亲死于一个鸡蛋？马上要电话告知的他的那个合伙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完全陌生的人或是几乎不认识的人？我不由得笑了，然而，钟的滴答声突然让我感到非常烦躁。我打开玻璃门，双手抓住钟摆，让它停止摆动。随后，我坐到窗边的椅子上。白蜡树的花蕾已经绽开，嫩嫩的紫绿色的花蕾如羽毛一般在微风中轻轻地来回飘荡。天还早：大摆钟指向九点半，可我还不敢看他。我要一直坐在椅子上，透过白蜡树满树的花蕾，盯着外面的堤坝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