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7/19页）

同样地，由于这种“学习能力”，卢森堡同样意识到，政治的走向必然会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卢森堡有关政治自发性的理论是十分出名的，但也激怒了某些片面掌握这一理论的批评者。在我看来，卢森堡始终坚持认为的是政治参与的空前性与不可预知，而这必然需要被领导者纳入考量范畴，从而应对在革命完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状况（这也正是她的理论为何往往会在政治团体的统治出现问题时被重新提及的原因）。但对于批评者来说，卢森堡似乎“走得太远了”，她允许了自发性，就意味着允许人民的心智发展，鼓励人们的认识水平超出最初革命完成时的状况，而这同样意味着已完成的革命，还需要“容纳人民的个人意志”。这显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个人意志是无法被预测的。我们将怎样迎接一个以无边界的个人意志为核心，存有潜在巨变可能的政治进程呢？用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的话说，如果“我们尝试一种全新的思考机制，将一切都纳入到可变的范畴中”，结果会怎样呢？这同样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深远的启发——阿伦特所强调的“新开始”，确实是受惠于卢森堡的：“毁坏个人性的目的是为了毁灭自发性，从而使人无法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产物，从而只能将自己作为资源贡献出来。”“一个全新的国家，却面临着一个已经悬置上千年的古老问题，”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写道，“只有经验可以矫正道路，打开全新的局面。只有不受拘束，精力充沛的生命，以各自的方式即兴创作，将政治引向人类创造力的领域，它才能自发克服所有错误的企图。”而民主的一大特点，正在于它可以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即时的反馈。“在极权国家，你永远不知道错误在何时何地发生，”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谈道，“但在一个民主国家，只要你犯了错，违背了意愿，它很快就会被推上表面。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论俄国革命》是卢森堡写在德国战后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前夕的。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再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觉她坚定的乐观主义情怀，以及她充沛的生命能量，与她对人民的强烈信心。她谈到了活力——这在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帕里森（Michael Parsons）看来，是“信仰的真正形式”，同样也完全不可预知（你永远无法通过公式来计算精神能量的增加与消耗）。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失败从未使卢森堡身上信仰的力量衰竭。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画面中捕捉动态的形象——卢森堡并没有在绝望中死去。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面临的情况，往往是腹背受敌的。俄国革命的“自我意识”，这自我宣称的“历史经验的全知全能者”并不能看到工人阶级“处处都在坚持自己的错误”。大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确定意义上的成功。它“尽管，或者仅仅是因为如此”而成为一种“爆发性的内心诉求，只是由于被压迫太久而不得不释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

聆听卢森堡的教诲。问题的关键，始终是导致爆发和倾泻的力量，以及我们会对这种迸发提供怎样的描述。她描述政治斗争时用到的关键词是“摩擦”（friction）。卢森堡并没有任何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的经验，而在她的个人行动中，她也从未预先计算过得失。她从不曾对冲自己的赌注[5]来避免损失。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她是个不够聪明的玩家。她始终明确地想要寻找一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状况——一种可以正确指导未来，却同时也悲观地预见未来社会“必然犯错”的政治眼光。在1904年写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Alex andr Potresov）的信中，她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实践中必须和列宁式目光短浅的理论观点相结合，而不是在灵活且宽广的心智下被实践，是令人惋惜的。”（坚定与灵活并不矛盾）而在同年完成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的组织问题》中，她指出任何由真正的革命者酿下的错误，其实都要比任何宣称自己毫无过失的政党的实践与尝试都要“更有价值”，一个革命政党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其自以为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并在这样的意识下去做一些“必须”做的创造。卢森堡从未放弃对那些脱离人民，自诩为“全知全能”者的猛烈抨击。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从而使一切观点都被定义成“不完美的”与“待完善的”。这便使得革命观点的易错性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一种自觉。任何所谓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溃的，就像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的观点：“知者易迷失！”——展开来说，就是“任何自以为永远正确的男人或女人其实恰恰正走在错误的路径上”，或者“没有错误经验的引导，人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