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旧电影 献给E. A. 嘉普金娜（第3/4页）

“您原来是这样的！”我忽然战胜了自己的惶遽和拘谨，几乎是满怀哀伤地回敬了一句。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这位妇女经受的巨大苦难和所有的人经受的苦难是完全一样的。苦难，对于我的农村大婶或是对于女演员都完全相同。我的这一发现使我在演员的家里变得从容和随便了。我摆弄不好饭桌上的各种各样的餐具，也不会社交谈话，便不拘礼节地问起了什么时候使用哪种餐具，同时还不时对自己开起了玩笑，说如果我的举止不合礼仪，请不要见怪。

“您当兵之后被调教得太规矩了！不必讲究这些！”女演员摆了摆手说，“顺乎自然好了……”

我这时候猛然领悟到，善于顺乎自然，这大概是生活中，也是艺术中最重要的品质。她，几乎没有演过主角，但她能够在艺术事业中占据自己的地位，哪怕这种地位并不显赫。现在我知道，她不仅永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而且存在于很多观众的心里。

我向女演员讲起了我们在前线看电影的情景。战士们一营一营地从前沿换防下来。我讲到了厨房里的那场戏如何震撼着我的心灵。对德国鬼子的仇恨，对“娼妇”的仇恨是不可能装扮出来的。当然，我也提了一个幼稚的问题：怎么能够把一切表演得如此逼真呢？

“我那不是在表演。”女演员讲话的语调平静，态度庄重严肃。她低垂下了头，不想让我看到她颤抖的嘴唇。

她丈夫担心地看了看我。我有些惶恐——我这是接触到了一个禁区，这个从来都不提起的话题使得他们夫妇非常难过。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她用一种压抑的语气说，不在意地拭了拭眼睛，向我微微一笑，好像是在鼓励我：“您简直难以想象，您讲述的情况，对我在那部影片中的表演是多么大的奖赏……”

她向我讲了演员的工作，那是痛苦而沉重的工作，我现在才认识到那是有如建树功勋一样高尚的工作。她的语气跳跃而迫切，有时又响亮而高昂，话语简直马上就要被撕成碎片。她的讲述，在我看来是一件价值无限的贵重礼物，既不能够送给别人，又不能够留给自己。岁月流逝，人寿无常。而且经常是想到向别人道谢时，已经迟了三秋。

首都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疏散到了阿拉木图，正在当地拍摄一部影片，就是我们在前线破草棚里观看的那部影片。我们的这位已不年轻的莫斯科河南岸区出生的女演员，在影片中扮演一个配角。她的表演，特别是重要情节的表演不够理想。其实也很难做到理想。疏散来这里，告别了故乡莫斯科，抛下了丈夫和儿子。她十八岁的儿子在母亲刚刚离开后，马上就去了军事委员会，申请参军。

拍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时，拍来了电报，让她马上回莫斯科去参加儿子的葬礼：儿子在民兵的岗位上牺牲了。

给了她假期。送她上了火车。十天后又在车站上迎接她回来。那是一个深夜，阴冷刺骨，少有人迹。来车站迎接她的竟是导演本人。这位导演威名远震，而且是个大忙人。这一点使女演员有些吃惊，但当时并没有很在意。不知为什么，汽车并没有把她送到住处，而是来到了制片厂。她就披着一条旧披肩，穿了一件绗缝外露的老式棉上衣，脚上是家里做的绱底毡靴，直接进入了摄影场，摄制组正在那里等待着她和导演。

“这简直不通人情！”女演员对导演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就是不能！……”

她号啕大哭起来。导演毛发蓬松，低垂着花白的头，抚摩着她那潮湿的、破旧的披肩，一言不发。

“我真的不能工作！”女演员在哀求，“可怜可怜我吧！……”

导演悲哀的紧闭着的嘴微微嚅动了一下，强迫使自己说出了一个词，这是非常简短的词，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