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等知识分子、以文雅著称的名人，一般而言极其博学（第4/8页）

“编辑部有人来了吗？哪个？阿里？把他叫过来，快！”他回头看着少校，以他最惯常的方式微笑着，“少校，就是您了，毫无疑问。”他又笑了笑，就像有人送了他一个礼物。“就是您了。”

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少校马上就七十五岁了，没有人比他更受欢迎。毫无疑问，他是最具有巴伊亚特色的人物：人民的律师、不幸者的保护者、穷人的代言人、公共事务中的智囊，在陪审团工作了快五十年，打破了所有辩护与赦免的纪录；在他的代理人中，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被告不计其数，大部分都完全免费。作为记者，他在每家报社都有一席之地，因为所有报纸都会刊登他那妙不可言的“两行字”，或者是对当局的抱怨请求，或是对暴力不公的揭露，抑或是号召消除贫穷、饥饿、文盲。他曾在一个小党派当选过市政议员，真是一个奇迹。得益于他的公共威望，这个党派还选出了两名自视甚高的人——这个团体的主席、书记——两只贪得无厌的硕鼠。少校将市政厅变成了穷人之家，让其他议员忙得团团转，将市政府所在地改造成新的街区，也就没能再创奇迹。他善于做各种演说，不仅在法院陪审团面前，还包括他参与的各种仪式聚会上。无论是庄严的场合还是婚礼、施洗或者生日宴会上都能听到他洪亮的嗓音。他会在公立学校的奠基仪式上发言，为新店开张祝词，在大人物的葬礼上致哀，在各个党派的政治会议上讲话（很久之前，还允许他讲话的时候）。对他而言，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反抗贫穷、失业，支持兴办教育，任何一个演出台、传单都值得利用，哪怕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

有一个演讲必须要听——啊！就是他在主教堂广场发表的七月二日讲话。他站在巴洛克式的市民演说纪念广场上，面对着众多混血男女的雕塑：拉巴图特[2]、玛丽亚·济黛莉娅[3]、若安娜·安洁莉卡[4]；疯狂的群众多次把他高举起来！

少校擅长用譬喻俗语赢得掌声，再配上他低沉的烟酒腔，对国内外名人的引用——耶稣基督、鲁伊·巴尔博萨与克列孟梭是他的最爱。少校演讲时，常把一些句子概念归于某个名人——活着的、死了的，还有他编造出来的。在庭审辩论中，他常把这些“名人名言”扔到对方脸上，审判长被他的胆大妄为惊得目瞪口呆。有一次，为了在一场正义的辩论中支持一个荒谬的论断，他引用了“意大利与拉丁民族的骄傲、不朽的法学家贝尔纳波”的话，一位年轻自负的审判长决定揭穿他的谎言，撕下这个骗子的假面具。

“少校先生，不好意思，不过我从没听过阁下所说的这位法学家。贝尔纳波确有其人吗？”

少校遗憾地看着这位挑战者。

“阁下太年轻了，读书太少，不知道贝尔纳波的经典著作也很正常。没人能要求你读过这些书。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看书看得眼睛都快瞎了，这种无知就不可原谅了……”

他视力很好，从没戴过眼镜。到了他这个年龄，大部分人的一只脚已经迈进坟墓里了，无异于拿着退休金等死，他却硬朗健壮，“依靠烧酒保鲜”，大半夜的在七扇门的“圣若阿金”吃猪杂，到“市场斜坡”把女人们推倒在床，“不勃起一次就睡不着”，不齐的牙齿间叼着廉价烟斗，双手宽大、骨节突出，衣领高高耸起，身穿白色套装——奥沙拉的儿子必须穿白衣服——领口衣袖偶尔泛黄。

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办公室。因为少校永远都不会一个人。他总是和三四个人一起上街，那些可怜的人必须费劲才能跟上他的步伐。无论他去哪个酒馆喝上一口，为了暖暖身子或者防暑降温，马上就会有一群人开始讲述、抱怨、恳求。他就从外套拿出一沓纸片，在上面做些记录。不过他的官方办公室——每天上午可以去那里咨询——坐落在学院路上一栋殖民时期的大房子深处，那曾是圣像雕刻师米盖尔的作坊。圣像雕刻师死后，一个修鞋匠把它租了下来，在里面放了修鞋工具和鞋掌。但少校的桌子还摆在那里。新来的工匠是一个满脸雀斑的白肤色混血儿，一直用烧酒和友情款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