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人寰》（第2/2页）

首先是把我迷住了。我开始翻电话号码簿，寻找心理学家的电话。我和五位大夫预约了就诊时间。在通完电话后，我立刻淘汰了三位，因为他们开口不是马上问我哪儿不对劲，而是先问我的医疗保险是否包括心理治疗，若不包括，他们可以适度降低诊费，而我最终选择的女大夫头一句话问：“你认为我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你？”她不操心你付不付得起诊费，而是马上关切到你有什么不舒服，她语气的含蓄婉转不但表现了体谅，而且这体谅是极其专业化的。

此后我每星期二去她那看一次。主要是她听我说。她对我的成长背景缺乏知识，我需从我生命的最初始，从最初形成我意识形态的一切基本观念讲起。比如我向她解释“穷”，“穷人”所含的褒意，它和俭朴之类的美德的密切联系。我逐渐发现自己不仅在跟她谈个人的心理发展史，我同时把中国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家庭的历史都介绍给她了。她每次都听得极其认真，不断做笔记，在下次就诊前，她会从笔记中找出几个疑点，着重提些问题，试图发现我个性发展中的非正常影响，发现我生命早期哪怕已愈合完好的创伤。

因为我自己对心理学的研读，所以每当她提问或暗示时，我大体察觉到她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建议她给我用催眠术，据说它是启开人的潜意识的钥匙。被催眠的人对所有暗示都是不设防的，因此最难以启齿的心事或记忆会在催眠状态下被诱引出来。

我的美国朋友中，有一半人看过心理大夫，其中一些人是有治疗成果的。虽然我不像他们那样对心理专家的权威性有或多或少的迷信，但我承认这类诊疗方式有助于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在我花了三个月的诊费后，我偶然想到，这个“TalkOut”疗法，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小说的形式吗？当我的心理大夫从头到尾阅读那厚厚一本笔记①时，大概也会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用断裂的、时而用词不当的英文讲述的有关我个人的故事。

①：美国的法律不允许在此类场合用录音机，因此我的大夫用笔记形式。

当然，当我决定以“TalkOut”为小说形式时，我必须虚构一个故事，一个能成立有看头的故事。我于是虚构了这个故事，但我的兴趣都在故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