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文学（第2/3页）

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为爱情献身的作品变得越来越稀有。变成了一种人在冥冥之中对一种古老理想的遥远的向往。这向往是美丽的，也是代价昂贵的，就像一切理想一样，是人的现实生活可有可无的诗意。

这种向往使TheEnglishPatient这样的诗意作品显得可贵，甚至使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也产生了“以慰渴怀”的效果。前者并不回避性描写，以当代人对于Sex的正视，而体现一种高于一切的爱情理想。它的诗意就来自高于祖国、民族界定的荣辱观念的男女情爱和性爱。这里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是交织的，因而它满足了人性双面的需要——审美的和人本的性爱。

从此例看出，能在不放弃审美价值而写性。换句话说，不回避“性”而写爱情，是我本人所欣赏的。这类作家可以举出许多，如VladimirNabokov（Lolita），GarciaMarquez（LoveintheTimeofCholera），IsabelAllende（TheHouseoftheSpirits）MarculiteDuras（TheLover），这些作家不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类作家。他们正视性爱，但在于他们，性似乎更多地成了“爱情”这个主题的哲理。

记得有次在芝加哥的某个图书馆，听Allende的Reading（当时她在为她的InfinitePlan做宣传），当听众提问她对于写性爱的感受时，她非常开朗地笑着回答：“我爱写性！我从写性爱中得到享受！但我不会直接去写性动作，性的动作就那么多，写来写去不是很乏味吗？我希望我自己能写出性的氛围、气味、质感、触觉，总之除开性本身，调动一切心灵或感官的触动，来写性。”

Allende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爱情是上升到审美层次的性爱。即便仅仅写性爱，也应该把审美的目的作为第一目的。刚才我提到TheEnglishPatient，我们看到这里爱、性、生、死是紧紧编织的。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已不可能避开“性”这个生命现象而单纯求得“爱”这个精神现象。这就是为什么Freud的学说最先引起文学家、艺术家、知识阶层的兴趣。

就我本人来说，我是认真对待写“性”的。性关系在我的理解中时常更为广义、更为形而上。有时我甚至认为，性包含的一对对立统一体，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比如，《扶桑》中的两个对立的种族、两种并存的文化，它们间的相吸、相斥、折磨和磨合，这两个民族本身就组合成了一个对称体，从形而上来理解，克里斯和扶桑的性爱是两个民族媾合过程的象征。我在描写扶桑这个人物时，时常感到她身上体现了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的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不可能被任何文明和文化所“化”的雌性。在她无原则的宽容，无歧视的布施，她的存在哲学和理性化的西欧文化间，我意图在表现超越雌雄范围的雌雄关系。两种文化在接触的初始，亦像两个性别的个人，其中有大量的暗恋、怀疑、冲突，而媾合也不能说是最终的，媾合中会产生和谐因素，但也会产生大量敌对因素。

再比方我写《雌性的草地》，把母性（或雌性）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是雌性中原本存在，是与生俱有的）和为主义理想的牺牲融混起来。主义理想成为雄性体，与原始的雌性牺牲的自然品质产生结合。代表这个主义理想的是指导员叔叔（政党政权的代表）以及红马《她们崇高爱情的客体）。但我最终寻求的是雌性粉碎这个结合，击毙红马，背叛叔叔，回归自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不止以上那几对雌雄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与畜之间，人与荒野之间，都有类似的相互吸引、相互折磨、相互钟情和敌视的关系。比如，那些女孩子们用自己洗身体的水去喂自己的坐骑，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个细节时，立刻认识到这里面的性意识。雌性以自己独特的、个性的体嗅来软化一匹比她们高大有力多倍的马，这里体现女性的温柔的征服性和占有欲，从而使人和畜逾越他们类属的鸿沟，产生一种近乎性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