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9/24页）

首先，政府的“专业作家”以《困惑》为题于1982年1月中旬发表了一篇语气严肃、内容精练的文章。

《家庭》发表诺曼·马内阿的访谈，其中一些言论还涉及我们的杂志，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要提醒《家庭》和诺曼·马内阿，关于诺曼·马内阿事隔这么久之后又提到的那篇文章，《星期》已经两次承认了文中的过激言辞。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攻击，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访谈。那些在《家庭》上发表的文字，向我们的文化政策无端发难。这些文字还含沙射影地诽谤那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星期》要再一次郑重声明，我们致力于倡导拥护共产党的、体现爱国主义的文学，反对上述提到的那些令人遗憾的态度，他们完全无视我们当前的文化价值以及共产党鼓励艺术创作的政策。

“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和政府因为我提到那篇名为《理想》的文章而深感不安。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星期》虽然承认文中存在反犹太的“过激言辞”，但他们的陈腐措辞使他们听上去不像在承认错误，倒像是在强调他们的观点。

“杀手队”很快加入到攻击中来，1月，在《火焰》的第22期中，“无名”攻击了我的“自由主义姿态”，他说我低估了“那些与我职业相同，但信仰不同的人”。2月5日，还是这个“无名”暗示说我不懂罗马尼亚语，我有很多“外国人”的习惯和行为。同时，“抒情泵”在1月的第29期上写道：“即使你在小酒店里和这个诺曼·马内阿同桌共饮（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都不熟悉，但是这个人却在一次访谈中侮辱了我），你仍然可以和莎士比亚一起坐在文学殿堂里。”这句话让我大为不解。考虑到保恩内斯库的远大志向，提到莎士比亚还勉强可以理解。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提到小酒店。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至少读过我的一本小说，而且对其中发生在小酒店里的一个场景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似乎认出了自己。不管保恩内斯库的这些“话”能不能让人看懂，他除了用声势压倒我，来回避我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外，再无别的目的。（在文章末尾，保恩内斯库全部用小写字母来写我的名字，这种特殊的语法到1990年被大量使用，那时，独裁者在他自己的权贵阶层手上丧生，“勇敢者”开始用小写字母来写他的名字。）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星期》《火焰》或《北极星》一会儿叫我“斯大林主义分子”，一会儿叫我“自由主义者”，他们批评我的出身，批评我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保持“同步”，指控我梦想成为“罗马尼亚语言的特别公诉人”，甚至指责我只为“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那些人”写作。这样的围攻对于其他被列在安全局黑名单上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也不陌生。

“有没有其他作家试图保护您，或者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那位猫特工带着狡猾的微笑问道，一边拉了拉他那条笔挺裤子的裤缝。

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我确实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和关爱，在那之前他们关心着我，在那之后他们仍然关心着我。但是公开的支持？没有。我不是唯一受到“杀手队”公开指责的人（但是在对我的攻击中他们特别加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任何公开表示支持的努力都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作家朋友从外省打电话给我，开玩笑地问我，但明显带着忧虑：“他们有没有砸坏你的窗子？”另一个也在外省的朋友让我写下有关那次访谈的文字寄给他来宣泄心中的愤怒。我尤其特别感动地记得，一个老一辈的优秀作家在布加勒斯特作家联合会的一次辩论中赞扬了我的《十月，八点钟》，这本书正是在我因为那次访谈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出版的。（1990年春天，我有幸在巴黎再一次见到了他，他曾经担任过几个月的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但那些新的权贵阶层害怕他的独立意识，又把他召回了。我给了他一本刚刚出版的《十月，八点钟》的法译本，那时距离原著出版差不多已经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