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4/24页）

这一次，安全局的官员没有来访。我准备好听到警告电话（从“少数民族部”还是“文学部”？）。在离开之前，我重读了我对那些攻击我的人的反击，他们攻击我是个“外国”罗马尼亚作家，不懂罗马尼亚语。当然，我的反击是间接的。我的文章发表在1982年3月15日的以色列杂志《文化马赛克》上。我还是利用了我的“少数民族”背景，否则我可能无法在别的地方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篇为乔尔乔·巴萨尼的短篇小说集《大墙内》写的书评：

就像贝娄是美国人，莫迪亚诺是法国人一样，巴萨尼当然应该是意大利人（在这里，我们努力克制着不去提及某些当代杰出的罗马尼亚作家的名字，他们不幸地由于语言上的隔离——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无法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国际声誉……）乔尔乔·巴萨尼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作家，这和所有其他伟大的作家一样，不论他叫萨巴、舒尔茨、布莱切、卡内蒂、契诃夫还是曼，或是今天或昨天的许多其他作家。他们属于他们的地方、他们的时代、他们的种族，但同时他们又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并且永远如此。

发表这篇文章的这本杂志发行量很小，但还是迅速有了反响，还是《星期》，还是那个已经越来越不年轻的诗人科尔内留。他提到这篇文章“刊登在布加勒斯特一本杂志的最近一期上”（他没有提杂志的名称），他写道：“那一串显然是随意列出的名字隐藏着我们可以理解的深意，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布莱切或舒尔茨和契诃夫以及托马斯·曼这样‘属于全人类’的作家相提并论。”对一个根本无视萨巴和卡内蒂的人解释谁是布莱切（被法国人视为罗马尼亚的卡夫卡）或谁是布鲁诺·舒尔茨（波兰诗人）显然毫无意义。关于其他“那些让人怀疑诺曼·马内阿‘思想意识’的文字”，科尔内留问道，“那句‘而且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隔离’是什么意思？”他接着写道，“我们倒想知道他到底想说谁，他们怎么被隔离了以致不能成为世界级的作家？！至于语言上的隔离，我们也许应该提醒诺曼·马内阿，既然他连罗马尼亚语都不懂，他永远也别想通过一门外语成为世界级的作家。”很明显，科尔内留不仅反对文学评论家对我的作品所做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质疑我，作为一名“外国人”，是否属于这个国家和这种语言。即使这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或者说，也许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调？），这样的话仍然刺痛了我的心。在我之前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都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语言就是他的祖国”。一个诗人补充说，“即使这种语言是德语，而这个作家是犹太人。”这个诗人就是流亡中的保罗·策兰。

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一期《星期》里，一篇题为《必要的意识形态》的文章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科尔内留是怎样展望“创造新的人类”的。为了创造新的人类，“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要贡献出他们最好的东西”。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要一一被剔除，首先就是那些从种族和文化上都不属于罗马尼亚的人（即使他们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不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要经过自然选择。从道义上来说，你不能一方面汲取着这个民族文学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对它表示蔑视，或者你一方面得到如此仁慈的共产党政权的报酬，另一方面却对它百般责难，再或者，你一方面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另一方面又嘲笑那些无名的民谣作者以及艾米内斯库、约尔加和高加。”他指的是那些伟大的罗马尼亚民谣作品，以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罗马尼亚经典作品。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嘲笑神圣的“传统价值”，这只是一个为了“自然选择”而强加的罪名，是一种暗示，暗示那些可能亵渎神圣的人，那些由于他们的出身而注定要亵渎神圣的人，事实上已经亵渎神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