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13/15页）

[3]默塞·伊利亚德，《日志4：1979—1985》，迈克·林司哥特·瑞克兹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

[4]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75页。

[5]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0页。

[6]温迪·多尼格，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后记，第149页。

[7]温迪·多尼格，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后记，第153页。

[8]在公众心目中，“罗马尼亚主义”是一个与极右政治哲学和纲领相关的名称。所有极右党派——库扎民族主义、铁卫团等都在他们的宣传中借助它的名义。在一般情况下，它意味着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思想、限制少数民族的政策、反共产主义以及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狂热拥戴。伊利亚德相信，他在那些他崇拜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如克戈尔尼兹努、艾米内斯库和哈什迭乌等人作品中找到的那些文字最初表达了某种“超越政治的东西，但却被20世纪的政治党派贬低了价值”（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904页）。

[9]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0]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4页。

[11]“已故的著名共产主义诗人M.R.帕拉奇维斯库（1911—1971）认为《恶棍》（伊利亚德的小说——注）是在‘希特勒主义的官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写成的。他发现小说弥漫着一种死亡的气息，这明显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1033页）瑞克兹还引用了康斯坦丁诺维奇（第1034页）、安德列·塞布莱斯库（第694、894页）、帕拉奇维斯库（第895—897页）和亚历山大·萨黑（第694、1334页）。读者也应该记住帕特拉斯卡努在《三种独裁统治之下》中的观点（布加勒斯特，1970，第54页）。1971年，另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康斯坦丁内斯库称伊利亚德为铁卫团的“意识形态旗手”（《历史杂志》，布加勒斯特，1971年1月，第75页）。

[12]默塞·伊利亚德，《伊翁·莫塔和瓦西尔·马林》，布加勒斯特，1937年1月24日；默塞·伊利亚德，《关于一个誓言的评论》，布加勒斯特，1937年2月21日。

[13]默塞·伊利亚德，《萨拉查和葡萄牙革命》（布加勒斯特：1942年）。

[14]瑞克兹，《默塞·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根》，第897页。

[15]“铁卫团的试验和推广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并最终成为共产党获得灵感的合法源泉。铁卫团在30年代广泛使用的传统民族主义套语重返舞台……铁卫团的基本原则和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同：颂扬民族革命和极权国家、盲目服从最亲爱的“领袖”、诅咒民主制度、反对批评和自由的言论、镇压知识界的自由思想”（伊丽娜·乌兰塞，《陷阱》，联邦德国，戴尔特曾巴奇，1989年9月，第19页）。

[16]“两次战争间歇的那些年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提倡思想自由，反对阴谋破坏，他们那种激进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独裁统治的真正敌人和主要威胁，而极端右翼提倡阴谋破坏和盲目的集体服从，他们反对民主、反对个人，他们才是独裁统治最大的同盟。”（乌兰塞，《陷阱》，第23页）。

[17]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17页。

[18]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0页。

[19]默塞·伊利亚德，《日志》第四卷，第22页。

[20]菲利普·拉库-拉巴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3页。

[21]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纳粹的迷宫》，收于《批评调查》（1990年冬），第295页。

[22]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纽约：法拉，施特劳斯和吉鲁克斯，1970），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