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的限度（第2/2页）

不但学习和纠错能力在政策领域方面呈现出选择性，它甚至可能也是边际递减的。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帕累托式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少，中下层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却越来越大和固化，政策弹性离利益壁垒就越来越近了。一米长的皮筋撑到五米也许没那么难，但是从五米再撑到十米就开始费劲了。

其实威权式弹性也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历史上屡见不鲜，只是弹性有大有小而已。汉武帝发“罪己诏”，是“威权式弹性”，乾隆帝热衷于救灾济民，是“威权式弹性”，慈禧当政时的洋务运动，又何尝不是“威权式弹性”？甚至连“大跃进”之后1962年的“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也是“威权式弹性”。问题是政策的弹性似乎也没能阻挡后面各种政治悲剧的发生，该爆发的还是爆发，该动荡的还是动荡，这大约是因为“威权式弹性”总是局限于政策的创新，但悲剧的根源却是在权力的结构。寄望于持续的政策创新来替代权力结构的改革，也许能走到莫斯科，却很难抵达罗马。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或许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