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7页）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还没有卖完，维卡里奥兄弟就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另外两把刀，用报纸包裹着。一把是剁肉刀，刀面粗糙，锈迹斑斑，长十二英寸，宽三英寸，那是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战争期间因为买不到德国刀而用一把钢锯改制的。另一把要短些，但刀面很宽，是弯曲的。法官在预审报告上画了一幅简图，或许是不知道该怎样用文字描述，便大着胆子说它像一把小型阿拉伯弯刀。他们就是用这两把刀杀的人，两把刀都很粗笨，而且磨得很厉害。

福斯蒂诺·桑托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俩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告诉我，“又用别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吵嚷着，说他们要去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肠子掏出来。于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胡扯，特别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看他们手里的刀，以为还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这一次，兄弟俩一进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就注意到他们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

实际上，兄弟两人第一次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们两个人的内心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般相像，到了危急时刻，脾性更是截然不同。我们这几个朋友，上小学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勃罗比他弟弟早出生六分钟，直到少年时期还富有想象力，做事果敢。而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我看来更加感情用事，因此也更为专断。二十岁那年，他们一起报名服兵役，巴勃罗·维卡里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顾家庭。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治安巡逻队服役十一个月。由于死亡的胁迫而愈加严酷的军纪，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能和替哥哥拿主意的习惯。退役前，他染上了严重的淋病，病情十分顽固，军医最暴烈的治疗措施、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清洗剂都无济于事。后来在他入狱期间，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朋友一致认为，巴勃罗·维卡里奥突然对弟弟言听计从，是因为退伍归来的佩德罗一身兵营做派，而且还添了个新花样，只要有人想看，他便撩起衬衣展示左肋上子弹留下的伤疤。对于佩德罗像得了勋章一样到处炫耀大人物才患的淋病，巴勃罗·维卡里奥甚至觉得很是光彩。

据佩德罗·维卡里奥自己承认，是他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他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他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从那时起，巴勃罗·维卡里奥成了指挥者。两个人分别面对预审法官时，谁也没有在供词中提到这一分歧。但巴勃罗·维卡里奥多次向我证实，说服他弟弟最终下手十分不容易。或许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恐慌，可实际情况是巴勃罗·维卡里奥一个人钻进猪圈又挑出两把刀，那个时候，他弟弟正痛苦地站在罗望子树下一滴一滴地撒着尿。“我哥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受，”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中，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就好像往外尿玻璃碴子。”巴勃罗取回刀来，发现他弟弟还抱着树干站在那儿。“他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巴勃罗对我说，“他想劝我自己去，因为他那种状态杀不了任何人。”佩德罗坐在一张为吃喜宴而摆在树荫下的木匠工作台上，将裤子褪到膝盖上。“他用了半个钟头，才换好裹阴茎的纱布。”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实际上，换纱布耽搁了不超过十分钟，但在巴勃罗看来这段时间如此难熬又令人费解，他以为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于是他把刀塞到弟弟手里，几乎是强拖着他去为妹妹挽回名誉。

“没有回头路，”他对弟弟说，“就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们经过猪圈的大门往外走，手里握着没有包裹的屠刀，院子里的几条狗狂吠着跟在身后。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说。“不但没有雨，”佩德罗记得当时的情景，“海风吹过来，还能用手指着数出天上的星星。”消息已经传开了。他们经过奥滕西亚·包特家时，她恰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萨尔哭丧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她对我说，“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着刀，觉得刀上还滴着血。”那条偏僻街巷里还有几户人家敞着大门，其中包括巴勃罗·维卡里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家。这对兄弟凡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特别是每个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他们推开院门，几条狗在昏暗的晨光里辨出他们的身影，立刻围了过来。兄弟俩走进厨房，向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的母亲道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