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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法庭又开始对候选人的背景询问，在这过程中，候选人必须宣誓照实陈述，整个过程要延续到下午和第二天早上。拉伦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问题都问了个遍，双方律师又加上了更多的问题。拉伦法官不允许问和案子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可以随便问候选人的个人详细情况，只要律师不怕得罪候选人，想问什么都可以。比如，你一般看什么电视节目？你看什么报纸？你有没有参加什么团体组织？你的孩子已经参加工作了吗？在你家里，你和你的配偶会每个月对家庭收支记账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游戏，目的在于判断哪些人是有可能偏向自己这一方的。有些帮律师进行分析的咨询师做这项工作可以赚几十万美元，但像斯特恩这样的律师早已懂得用直觉和经验来决定。

要成功挑选出一个陪审团，你必须清楚，你即将处理的是怎样的案子。斯特恩虽然没有对我说，但他已经明确地表示过，我们不会拿出任何为自己辩护的证据。尼可那边的证据，斯特恩认为都可以找出疑点。但他不愿意让我出庭，也许是我过去一再不听他的指挥，失去控制，让他很不放心，他觉得，如果我上法庭为自己作证，效果并不会好。但毫无疑问，最终要不要上庭为自己作证，决定权还是在我自己。斯特恩现在很想让我相信，就算没有我自己的证词，我们也能赢，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让我坐上证人席。他很少和我讨论应该如何辩护的问题。梅可和几个法官答应上庭，证明我的人格品行。斯特恩还让我去问问邻居，有没有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证明。显然，他是想证明这个案子还存有疑点。如果最后一切如他所愿，检方无法提供我有罪的充分证据，我会得到无罪释放。为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陪审员要足够聪明，能够理解假定无罪的法律原则，同时又要足够强硬，才能将这个原则坚持到底，不能因为被告有点可疑，就判定他有罪。所以，斯特恩告诉我，他觉得年轻一点儿的陪审员比年老的更好。而且，年轻人对案子里所涉及的男女关系可能不会那么反感。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男人到女同事家里并不一定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斯特恩又说，另一方面，年纪大一点儿的人对我可能更加熟悉，对我过去的成就、我的地位、我的声望可能会有更多的尊敬和考虑。

不管斯特恩的计划是什么，最终，在挑选陪审员时，可能还是要靠直觉的印象。有一些候选人你一看就觉得有好感，是你可以去打动的那种人。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决定人选了，斯特恩、肯普和我之间还有一点儿小小的不同意见，我们凑在一起小声商量着。斯特恩把巴巴拉也叫来了，她原本坐在法庭最前面的听众席上，现在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她轻轻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但并没有说什么。我们商量得热火朝天时，她只是静静站在我身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丝绸套装，戴着一顶与衣服相同颜色的帽子，流露出一种沉静、优雅、悲伤但不过分的气质。总体来说，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肯尼迪总统的遗孀。她把自己的小角色扮演得很好，昨天晚上，挑选陪审团的程序开始后，斯特恩给巴巴拉解释得很清楚，说他希望她这么穿。在家里，巴巴拉跟我说，她觉得斯特恩很细心，我告诉她，他这样交代，并非出自对她的关心，而是希望所有的陪审员在最开始就能看到，我的妻子还在始终不渝地支持着我，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化社会，仍然还是非常尊重女性的意见的。

我们作为被告方，可以不给出任何解释就排除十位候选人，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检方则可以排除六位，尼可的计划显然是和我们的完全相反，他要作出的选择更少，这也就意味着他对陪审团最终人选的决定权比较小。总的看来，他似乎是在挑选他的支持者，年纪比较大的、白人、看上去像是教徒的。看到他这样，我们虽然没有事先计划好，但最后也排除掉了所有的意大利裔人，因为尼可就是意大利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