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明与中国文化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稿（第2/6页）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地面风一样地行走。后来发现，我其实是沿农耕线和游放线的交汇地带行走着的，我在走一个圆。

北京，再过来是大同。大同是北魏拓跋氏建都的地方——代州、代国、代来城。再往下走是太原，古并州，安置匈奴的地方，有着胡羯之血的李唐王朝的老家。再往下走是包头，古九原郡。再往下走是延安榆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再往下走是天水、平凉、古凉州，再往下走是固原，再往下走是西夏王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建立的银川城。然后，内蒙古高原，白山黑水。

这一个个城市像一个个的地理坐标和历史坐标，它们构成了农耕线与游牧线的交汇坐标。一部中国史书，许多的历史事件在其间发生。用台湾诗人席慕蓉在《长城谣》中的话说：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交融的文明史

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大地望，你会发觉，史学家们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踏踏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

传统的解释中，两千多年的主流话语中，是这样来判断事状，设置地理坐标，框定历史流程的。即，首先框定农耕文明、定居文明的地理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皇城。它大部分时间是在长安，然后在洛阳、在汴梁、在南京、在杭州、在北京。皇城在中间，皇城之外，便是广大的农耕文明定居文明地面。这些地面之外，是长城线，长城线外，是南蛮、北戎、东夷、西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对游牧民族是不公允的，它是不符合大中华概念的。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按照于右任的说法，这些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夏民族。黄帝有四个老婆，四个老婆生了许多儿子，接着又有了许多的孙子，于是黄帝驾龙升天前，册封天下，将世界分成了七十多个国家，然后每个儿孙一个，让他们去管理。这些国家或在罡风凛冽的大漠荒原，或在温柔富贵的江南水乡。天长日久，他们的习性、相貌、服饰，便每每各异，形成我们眼下所看到的情况。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匈奴末代大单于，伟大的世界征服者阿提拉，将他的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帝国，取名叫“大汉国”。与此同时，开始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居住在中国腹地山西离石的匈奴将军刘渊，将他的政权叫作“汉国”。北魏拓跋氏政权取名“魏”，大夏赫连勃勃政权取名“大夏”，西夏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政权取名“夏”。他们认为自己是轩辕黄帝的后裔，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认祖归宗情绪。

多么好，靠两条腿走路，中华文明古国一步三踉跄，摇摇晃晃地从远古走到今天。这大约就是世界其余三个文明古国都消失在了路途，而中华文明古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奥秘所在。

一言以蔽之，一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的文明史。

有学者认为，秦是一个从西域过来的游牧民族。它先在甘肃礼县地面定居，建立国家，然后向东发展，进入关中平原，先建都在临潼栎阳镇，再建都咸阳，最后定都长安。蒙古族学者孟驰北老先生甚至认为，楚文化中亦有强烈的游牧文化色彩，罡烈的楚风的内在奥秘是，一支游牧民族顺汉江而下，直达楚地。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础的完成和成熟，即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国家宗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定都在山西大同的一个游牧民族拓跋氏北魏政权主要完成的。现今中国地面的三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就是在北魏时代奠定了它的主体工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