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百眼泉子里汲水（第2/4页）

在我写作《我的菩提树下》一书的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世界各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面对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我把它们强按在我的案头，规则地、和谐地装入一本书中时，我的脑子里时时回旋着的，正是尼采这一段话。它给我以激励，勉励我用尽自己的全身力气，完成一件显然不能够胜任的工作。

我要规则，我要简约，我的笔触要犀利如投枪，从历史的关节紧要处、起承转换处穿肠而过。我绝不允许拖沓、疲软，在某一个迷人的港湾逗留太久。一切都以点到为止为宜。因为我要用十句话来说出一本书的内容，用一本书说出我案头现在放置着的、用作参考书的二百本书的内容。记得大约在近二十年前，金庸先生来西安，先是华山论剑，再是碑林谈艺。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座谈中，面对碑刻四布的这个庙堂，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大想法，或者叫大野心，即把中国的二十四史，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重写一遍，那将是一项浩大工程。

记得我当时有些诧异。我说，二十四史，能用小说这种虚构的艺术形式来重写一遍吗？怎么写呢？他说，能写的。选一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然后，选一个人物，用这个人物的叙事视角，从这件事的中间穿肠而过，这样，事件就写出来了，而人物性格，也因为行动而饱满起来。这样人物也就出来了。

记得席间，我写了一幅字赠金庸先生，叫作“袖中一卷英雄传，万里怀书西入秦”。后来，电视台导演小郭送金庸先生去机场时，金庸先生对郭导说，他这次西安之行，最大的收获是见到高先生，与他讨论了匈奴民族这个话题——匈奴民族这个动摇了东方农耕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深深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游牧民族，怎么说一声消失，就从历史进程中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真叫人费解。后来，《文学报》则以“万里怀书西入秦”一句，做了金庸此行报道的通栏标题。

这本书的这样写作，大约还受到张贤亮先生的重要影响。张先生已经作古，愿他安息。

大约1991年，中国作协的一个文学奖在西安颁发，获奖者除我以外，陕西还有贾平凹先生、杨争光先生。张先生则是评委。记得，那天晚上，我陪张先生去西安街头吃夜市。东新街两侧都是红灯笼，我陪着他，一家一家地去吃，他的七岁的男孩跟着。

张先生刚从贵州讲学回来，谈到文学的史诗创作，他说，他对贵州作家们说，要写断代史，把一个民族的断代写出来了，把这个民族的历史也就写出来了，云贵川渝十万大山中，生活着十万有苗。这里生活着的各少数民族，家里穷得一贫如洗，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平地上，种几棵老玉米，就靠这个为生计。然而，这些民族的女人们，头上却顶着十几斤重的银首饰，昂贵，华美。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历史上一定发生过一场大的变故，从而令他们远遁到山里，沦落到今天这个境遇。将那场大变故写出来，也就是说，将那个断代写出来，这个民族的史诗也就写出来了。

是的！张贤亮先生已经作古，愿他安息。他在去世前，曾给我写过一个条幅，叫做“大漠落日自辉煌”。你见过落日在沉入西地平线那一刻的悲怆情景吗？血红血红的落日，像一个勒勒车的大车轮子一样，停驻在苍茫的西地平线上，将它最后的一丝光芒，奋力地投放到曾经经历过的地方去。此一刻大地一片死寂。此后，落日跃三跃，倏然消失。消失得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云贵川渝地面，流行一种古老的傩堂戏，那演出傩堂戏的古戏台两侧，往往有一副对联，上联叫“于斯一席之地可家可国可天下”，下联叫“虽然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这副对联，也许是解开大西南地面傩文化的一把钥匙。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著名的编辑家，我的《大平原》一书的责任编辑韩敬群先生，也给过一条重要的提示。他说，巴尔扎克说过：历史是一颗钉子，在上面挂我的小说。巴尔扎克这话说得好极了，对极了，确实是写过无数好小说的人的过来者之言。一定要有钉子，这钉子要准确得丝毫不差，清晰得历历可见，尔后，所有的小说想象，所有的虚构飞翔，它的出发点、发力点、落脚点都在这颗钉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