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高原文化的纪念碑（第2/2页）

二十年多前出版的《最后一个匈奴》小说，是我在黄陵县委挂职期间创作的，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个匈奴》在中国文坛引起不小轰动，被称为“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年的“陕军东征”至今依然被认为是新时期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事件。1977年我从骑兵部队退役，写出了《白房子》等小说。之所以创作《最后一个匈奴》，也是对古匈奴民族精神的一种敬仰，是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也可以说是对骑兵生涯的另一种缅怀。我说过：“当一个高贵的马上民族有一天脱离了马背，而必须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高傲的性格和卑微的境地所形成的反差，会日夜撕裂着它的胸膛。”

《最后一个匈奴》是我为陕北高原建造的一座纪念碑，呈现了在陕北这块特殊地域里匈奴曾留下的深深足迹，是一部带有希腊式悲剧色彩和崇高感的高原悲壮史诗。我当年在写这部作品时，就深刻感觉到游牧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尤其是陕北地区。我认为陕北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点，抑或是一个拉锯之带。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有一半的时间是被游牧文化经营，另外一半时间则是由农耕文化经营。如果说，《最后一个匈奴》是写农耕文明替代了游牧文明，那么《大平原》则是讲工业文明替代了农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