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舞美师的航班（第3/8页）

可是当我真的降落在戴高乐机场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必须搞清楚抵达学生公寓的地铁路线。然后搞清楚我应该到哪个银行去存我那点微薄的欧元。那时候，欧元还是一种崭新干净得不像是货币的货币。龙城的中国银行里甚至没有多少存货——所以，不得已，我身上还带着一些法郎。我站在柜台前面的队伍中间，只会讲最笨拙的几句法文，我尽力让自己神情和他们一样漠然，就好像只要表情一致了，我一张开嘴就能流淌出和他们一样顺畅的异族语言，顺畅到我自己也听不懂。还好，我并不需要讲太多话，简单一句“日安”便可蒙混过关，不至于让自己维持了半天的漠然被尴尬打破，把法郎递过去，换回几张漂亮得不舍得让它去流通的新纸币，本次演出就圆满结束，我终于在他乡的土地上扮演了一次当地人。

然后我回到住的地方，从还没打开的箱子里拿出素描本。我想画我的西伯利亚，可是我的眼前闪现的，只有那张面额500的法郎上面，居里夫人的头像。是的，通俗地讲，我什么都画不出。曾经就住在我身体里的随时可以喷薄的色彩和形象，全都蒸发在周围这陌生的空气里。我对自己笑笑，我知道也许我被打垮了，被无法像别人那样说话的自卑，被那片渐渐远离我的西伯利亚雪原，被恐惧。

十年了，我终于在街角小店常常拿到找回来的脏污破损的欧元。我眼睁睁地看着这种货币诞生，升值，然后没落。我眼睁睁地看着欧洲这块精致的大陆逐渐苍老衰败。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了一个平庸的人。

降落的时候，小男孩特意把剧本在手里蹾成整齐的一沓，为此还专门又把桌板打开导致空姐过来阻止他。他对我一笑：“我看中文很慢，要是能看完就好啦。”

“十月就公演，到时候我送票给你。”我只是随口一说，却忘了十几岁的孩子会当真。

“十月？”那孩子惋惜地摇摇头，“太晚了。”

“九月底有彩排，那个时候，你还在北京吗？”我对我身为一个成年人的言不由衷而略感羞愧。

“不。”他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手腕，“我来中国也不住在北京，我住在龙城，那里离北京很远。”

“是吗，那真遗憾。”我淡淡地说。

人群因为座位间狭窄的通道变得细长，那本来是邻座的旅人们互道再见并且极其自然地融化在队伍中的时候，但是这孩子不知为何用力地看了我一眼，于是我问他：“有没有人来接你呢？”

“有。”他眼睛亮了，“我姐姐。我们一起开车回去。”

“我也有个姐姐。”我想我一定不好意思在镜子里看见我此刻注视他的眼神，“一起出去等行李吧？我陪你找到你姐姐。”

“我跟着你！”他似乎就是在等我这个邀请。

我们果然没有在出口看到这孩子的姐姐。他推着那辆堆满了大箱子的推车，神情看上去像只迷茫的准备囤货越冬的松鼠。他终于告诉我他在飞机上发现，自己弄丢了每年来中国都会使用的手机卡。不过万幸的是，他随身有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写着他姐姐的手机号。我用我的电话打过去，无人接听。

“算了。”我环顾四周，“我在这儿请你喝饮料，我给你姐姐发个短信，告诉她咖啡店的名字，就在这儿等她。”

“非常感谢。”他瞬间就快活起来。

“你说不定还可以趁这个时候，把我的剧本看完呢。”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不需要绞尽脑汁地想该跟他说什么。不过我还是好奇地问了一句：“你姐姐……她大概多大年纪？我帮你留心看着。”

“我十三岁，姐姐……”他皱着眉头认真地算了一下加法，“姐姐比我大二十岁。她的脸……长得和我不一样，我们的爸爸是中国人，她的妈妈也是中国人，我妈妈是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