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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人比死人还要乏味。”

“他们很友好，很温和，可是营养不足，虚弱得很。”

“你是想说，笨得令人窒息？”芬说。

“芬出去打猎足足打了一年。”

“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持清醒。”

“我呢，整天和女人、孩子待在园子里。园子里种的东西勉强够村里人填饱肚子。”

“你是说，你们刚刚从那儿来？”我想弄清楚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被折磨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不，不。我们从那儿离开是在——”芬朝她转过身去。

“七月。”

“从山上下来，离这儿近了一点儿。然后在俞尔特河那边又发现了一个部落。”

“哪一个？”

“孟般亚。”

这名字我没听说过。

“令人恐惧的骁勇民族。”芬说，“我敢打赌，它跟你的基奥纳有一拼。整个俞尔特河流域的其他部落都畏之如虎。”

“我们也是。”内尔说。

“不，是你自己，内尔。”芬说。

侍者给我们拿来了食物：牛肉、土豆泥和我曾经发誓再也不会碰的又粗又黄的英国黄荚种菜豆。我们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继续聊着，无须顾及说话时（嘴里若有食物）要先把嘴捂上，或是要等别人把话说完再开口等规矩。我们可以打断对方，可以随意插话。我们提了一大堆问题来挑战对方，或许因为他们是两个人，所以更多的是他们在挑战我。从他们问的问题（芬的是有关宗教、宗教图腾和仪式、战争以及系谱，而内尔的更多是在经济、粮食、政府、社会结构和儿童抚养方面）我看得出来，他们把各自的领域划分得泾渭分明，这让我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忌妒。每次给剑桥我所在的系写信，我都会要求他们给我派一位搭档来。比如一个刚刚起步、需要有人指点的年轻人。可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独当一面。或者，可能他们从我的信中察觉了我思想的混乱和工作的停滞不前，因此没有搭理我这茬儿。尽管我不乐意承认这点，但这确实有可能。

“你的脚怎么啦？”我问她。

“在阿纳帕崴的。”

“什么？崴了有十七个月了？”

“当时他们得用竿子抬着她走。”芬说。那段回忆把他给逗乐了。

“他们用香蕉叶把我裹了起来，我看上去就像一头被捆得严严实实、准备作为晚饭的猪。”她和芬都笑了，笑得很突然，很来劲儿，仿佛他们是第一次因为这件事而笑。

“我头朝下被吊在竿子上好半天。”她说，“芬自己提前一天赶到了那儿，可他没给我发回一点儿消息。最后，他们用了两百多个脚夫才把我们的所有装备都运了过去。”

“我是唯一一个有枪的。”芬说，“有人事先警告过我们，在那里，被部落的人伏击并不罕见。部落里物资匮乏，而我们带去了很多食物。”

“它肯定断了。”我说。

“什么？”

“你的踝关节。”

“是的，”她看了看芬，表情有些迟疑，然后说，“我也觉得是。”

我注意到，在那以后，她就没再吃东西，不像芬和我一直都在吃。她把盘子里的食物推到了一边。

忽然，我身后的一把椅子倒了。两个巡警正互相撕扯对方身上的制服，他们喝得红光满面，步履蹒跚，就像一对醉酒的舞伴。最后，其中一个人将手臂抽出来，挥起拳头，又快又狠地砸在另外那个人的嘴上。等到旁边的人过来把他们拉开时，他们的脸已经像被园子里的钉耙耙过一样，手上也都沾上了对方的血。屋里突然热闹起来，乐队指挥为了鼓励大家起来跳舞，开始演奏一首欢快响亮的乐曲。可还是无人响应。屋子另一头也有人在撕打。

“我们走吧。”我说。

“走？去哪儿？”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