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第2/9页）

“挺甜的，”二十几年后李雪健说，“现在还记得。”

我说：“我记得那地方，甘蔗不是很便宜吗？”

“是很便宜，”他说，“可那时我父亲被罢了官，工资扣发，全家人只有很少一点生活费。”

我印象中的贵州，峰峦叠嶂山脉纵横，绵延不尽，每一小块有土壤的地方都种上庄稼。火车钻了山洞又钻山洞，汽车盘山而上“哼哼”地喷吐黑烟。那时，很可能山路上一个砍柴归来的少年进人过我的视野，但要等二十几年后我才能认识他。少年砍了六七根茶杯口粗的树桩，但雄心大大超过了少年的体力，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忍痛扔掉一根，走一阵儿扛不动了再扔一根，走三里多山路回到家，只剩了两根。

“顺带还挖些野菜。”中年李雪健说，“有一种野菜叫‘雷公屎’，黑的，就像木耳，煮了挺好吃，但是不能煮的时间太长，要不就化了。”

他说：“山里有野果子、刺梨、一种不知名的小红豆儿，饿了就搞来吃。”

“走渴了也不怕，”他说，“山上有泉眼，山下有溪水。捡一根草，拧一下扔在水里，保佑自己不得病。”

我印象中，南方的河，水都很旺，水流湍急，那儿的孩子都善水性。火车开过山涧之上的大桥，汽车沿着河岸的石渣路颠簸，我见过南方的孩子，不止一次，三五个或是一大群，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在太阳下蹦跳着朝过往的旅客呐喊，然后跳进耀眼的溪流，千姿百态地游向对岸。说不定那中间就有未来的大明星李雪健。

“有可能。”大明星李雪健说，“那时我常常和一群孩子游过一条河，可不是玩儿，是到对岸的发电厂去捡煤渣。”

“脱了衣服一只手举着，一只手游。”他说，“那条河挺宽，河上有摆渡，坐一回二分钱，舍不得，去的时候就游过去，回来的时候背了煤渣才坐摆渡。”

少年们喊着笑着游过河，怕把衣服弄脏了，叠好，放在草丛里，用树叶盖上。发电厂的斗车把烧过的煤渣倾泄在河边的沙滩上，冒着热气。少年们不喊也不笑了，忽啦扑上去，蒸汽和烟尘中只听见孩子们的喘气声，抢煤渣声，和仍在燃烧的煤渣在潮湿的沙滩上发出的吱吱声。斗车走了，这才又听见少年们的说笑声，每人抢到了一堆儿煤渣，快乐地从中选那些没有烧尽的……

“我还偷过人家一双球鞋呢，”李雪健说。

“你是说，偷？”

“偷。一点不假，纯粹是偷。那时候我爱踢足球，一直羡慕好多孩子都有那样的白球鞋。我父亲成了小‘走资派’，家里没钱给我买那样的球鞋。有一回乘人家把球鞋脱在一边不注意，我就拿走了。我还爱养鸽子。球鞋拿回家，我妈问哪儿来的？我说买的旧货，便宜，才两块。这样又从家里骗了两块钱，买了鸽子。”

“鞋也有了鸽子也有了，”李雪健说，“可这事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我见过的贵州，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除了大嚼甘蔗，我们也大干革命，到处抄录首长讲话，把战斗的消息印成传单，五彩缤纷地走到哪儿撒到哪儿，相信全世界的人民都应该羡慕我们。那时，可能正是李雪健羡慕人家的一双球鞋的时候；正是他捡煤渣挖野菜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被打倒被批斗，母亲拿不出钱给孩子买一节甘蔗的时候；可能正是少年李雪健被叫作“狗崽子”，上学的路上常常不明不白地被“红色儿童”或“革命少年”暴打一顿的时候……

二十几年过去，某一天下午李雪健到我家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妻子为他开了门，说：“不像。”李雪健笑笑说：“不像谁？”

不像“宋大成”？不像焦裕禄？不像“钢锉将军”或者大侦探？还是不像李雪健？不可能不像李雪健，其实是不像大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