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辽兹（第5/25页）

人们对柏辽兹总是怨天尤人而说三道四，我也觉得他这样缺乏男子气，甚至缺乏男人的尊严。从表面看，从物质条件看，他比古、今和未来所有的伟人——贝多芬也好，瓦格纳也罢——都更有理由高兴和过得开心。三十五岁时他已功成名就；帕格尼尼宣称他是贝多芬的继承者。他还有什么可需求的呢？公众都在议论他，功过任人评说，剧院也勉勉强强朝他敞开大门。他的事业真的是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哩！

但只要你仔细检查一下事实（比如于连·蒂埃索先生提供的事实），就能发现，他的环境平庸得令人窒息，日子也并不好过。首先，他并非没有经济上的难处。这位三十六岁的“贝多芬继承人”作为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助理的固定工资是一千五百法郎，外加他定期给《争鸣》杂志投稿——不如他的工资多，且这种投稿使他深感愤怒、羞辱和负担沉重，因为他们要他满嘴说谎。这样总共不到三千法郎，让他供养妻子和一个孩子（蒂埃索先生说“甚至两个”）。他在歌剧院筹办音乐节，结果赔了三百六十法郎。他还在1844年的国际博览会上组织了一次音乐节，票房收入是三万二千法郎，其中八百法郎归他所有。他的《浮士德的沉沦》演出，没人来为他捧场，使他赔得一塌糊涂。他在俄国的境遇要好一些，但带他去英国的经纪人却破了产。付房租和交医疗费使他终日烦恼。他的财政状况到了晚年有所改善，在他去世前一年他伤心地说：“我痛苦不堪，但我现在还不想死——我的积蓄够我活下去了。”

他生平最悲哀的阶段之一是他因为贫困而不得不放弃写一首交响曲的计划。我奇怪这结束他《回忆录》的最后一页为什么没有更为人所知，因为它触及了人类遭遇的最深隐痛。

当时，他妻子的健康状况正搅得他焦头烂额。一天夜晚，他突然产生了创作一首交响曲的灵感。它的第一乐章——一支A小调2/4拍子的“快板”——在他的脑海里回响。他爬起来正要把它写下来，转念一想：

“假如我把这点写下来，就得把整部交响曲都写完。这将是个大工程，我只好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在上面。这意味着我将不能再写文章，也就赚不到钱。等交响曲写完后，我肯定忍不住要把它复印（等于要花一千至一千二百法郎），印完后还要争取把它演出。我将开一场音乐会，而收入肯定抵不了一半花销，钱还没到手就丢掉；我这位可怜的病人的生活必需品将得不到保证；我也将既付不起我的个人开销，也交不起我儿子在船上的费用……这些考虑让我不寒而慄，我丢下手中的笔说：‘算了，明天我就会把这首交响曲忘了。’可第二天夜里我又清楚地听见了这支‘快板’，而且好像见到它已经谱成了曲。我恼火得不得了；我哼唱这段主题；我又想从床上爬起来……可头天的那些考虑制止了我；我硬起心肠抵制它的诱惑，硬要自己把它忘掉。最后我终于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对这首交响曲的记忆还真的永远消失了。”（柏辽兹《回忆录》）

此段回忆令人心碎。自杀也不如它来得令人难过。贝多芬和瓦格纳都没遭受过如此折磨。瓦格纳若遇上类似情况会怎么办？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首交响曲写下来——并事后证明他这样做真对。但是可怜的柏辽兹性格脆弱得竟把事业牺牲给了爱情，同时又英勇得把他的天才让位给了家庭责任！呜呼哀哉！〔17〕

虽然他生活拮据，得不到理解，但对于他享受的荣耀，人们还是津津乐道。他那些同伴加同行——至少是那些自称是他同伴的同行——怎么看他？他清楚他所热爱和尊崇的门德尔松（后者也自称是柏辽兹的“好友”）瞧不起他，并拒不承认他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