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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是四次。”

“是您一个人去的吗?”

“不,是和年级主任高木老师以及森内老师一起去的。”

礼子以为辩护人会问老师们与柏木卓也隔着房门对话的内容,可辩护人回到了前面的话题。

“是谁通知柏木的双亲他死在学校里的?”

“是我。”

“电话通知的吗?”

“先打的电话,随后我和森内老师两人登门拜访了。”

“当天是结业典礼,对吗?”

“是的,是第二学期的结业典礼。”

“由于发生坠楼案,事实上并没有举办结业典礼,对吧?”

“是的。我们将学生留在教室,通过校内广播通报发生的事件,然后就放学了。”

“校内广播时公开过柏木的姓名吗?”

“没有。”津崎先生用手掌摸了一下额头,脖子上也有亮晶晶的汗水,“我只说过,本校一名二年级的学生去世了。柏木死去的消息只在他的班级公开。”

“之后,您是否利用职权,向本校的学生及家长公布柏木的死讯呢?”

“是在第二天的紧急家长会上正式公布的。在此之前,报纸和电视巳经作了报道,只是没有提及柏木的姓名,所以我想,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家长应该很多。”

辩护人和津崎先生的问答进行得相当顺畅,像事先排练过似的。

“判明柏木的死因,是在什么时候?”

“明确断定,是在三天后。经法医解剖,得知他是从高处坠落而死的。”

“在此之前完全不清楚他的死因吗?”

“不是。城东警察署的警察在见到尸体时,就指出有可能是坠落而死。”

神原辩护人用平淡的口吻继续提问:“查看屋顶,是在什么时候?”

“在受到警方的提示后……应该是正午过后。那时,学生们已经放学离校了。”津崎先生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手帕,擦了擦额头,“在学生们离校前,根本没时间上教学楼楼顶查看。”

“为什么要上教学楼楼顶呢?”

“因为那里是校内最高的地方。”

辩护人用一只手轻轻划了个圆弧。

“可是,屋项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吧?”

“是的。但铁丝网不高,能够跨越。”

“警方给过这方面的提示吗?”

“给过。”

“具体怎么说?”

坐在旁听席上的礼子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津崎先生在回答之前好像也屏住了呼吸。

“他们说,学生在自己的学校里跳楼自杀,往往是从教室窗户或教学楼楼顶上往下跳的。”

当津崎先生不动色声地说出“自杀”这个词时,旁听席上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这便说明在当天午后,城东警察署的警察们提示了‘自杀’的可能性,是这样吗?”

“是的。”

“您是怎么认为的?”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请您说明原因。”

“最大的原因,”他又用手帕擦了擦汗,“就是柏木拒绝上学的情况。”

“问题在他拒绝上学?”

“准确地说,他拒绝上学后总是闷在家,心理状态极不稳定。”

“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

“我没有跟他好好地交谈过。他不欢迎我们的访问。应该说,他讨厌和教师以及学校相关人员对话。”

津崎先生将白手帕按在额头,思考了一会儿。他在选择措辞。

辩护人等着他。法庭也等待着他。

“尤其是第四次去家访的时候。那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几乎是他出事的近前,我和森内老师向他搭话后,他就说,‘你们来多少次也没用,我不会去上学。请老师们死了这条心。’”

辩护人一字一句缓缓重复道:“‘你们来多少次也没用,我不会去上学。请老师们死了这条心。’他确实是这样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