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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是四次。”
“是您一个人去的吗?”
“不,是和年级主任高木老师以及森内老师一起去的。”
礼子以为辩护人会问老师们与柏木卓也隔着房门对话的内容,可辩护人回到了前面的话题。
“是谁通知柏木的双亲他死在学校里的?”
“是我。”
“电话通知的吗?”
“先打的电话,随后我和森内老师两人登门拜访了。”
“当天是结业典礼,对吗?”
“是的,是第二学期的结业典礼。”
“由于发生坠楼案,事实上并没有举办结业典礼,对吧?”
“是的。我们将学生留在教室,通过校内广播通报发生的事件,然后就放学了。”
“校内广播时公开过柏木的姓名吗?”
“没有。”津崎先生用手掌摸了一下额头,脖子上也有亮晶晶的汗水,“我只说过,本校一名二年级的学生去世了。柏木死去的消息只在他的班级公开。”
“之后,您是否利用职权,向本校的学生及家长公布柏木的死讯呢?”
“是在第二天的紧急家长会上正式公布的。在此之前,报纸和电视巳经作了报道,只是没有提及柏木的姓名,所以我想,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家长应该很多。”
辩护人和津崎先生的问答进行得相当顺畅,像事先排练过似的。
“判明柏木的死因,是在什么时候?”
“明确断定,是在三天后。经法医解剖,得知他是从高处坠落而死的。”
“在此之前完全不清楚他的死因吗?”
“不是。城东警察署的警察在见到尸体时,就指出有可能是坠落而死。”
神原辩护人用平淡的口吻继续提问:“查看屋顶,是在什么时候?”
“在受到警方的提示后……应该是正午过后。那时,学生们已经放学离校了。”津崎先生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手帕,擦了擦额头,“在学生们离校前,根本没时间上教学楼楼顶查看。”
“为什么要上教学楼楼顶呢?”
“因为那里是校内最高的地方。”
辩护人用一只手轻轻划了个圆弧。
“可是,屋项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吧?”
“是的。但铁丝网不高,能够跨越。”
“警方给过这方面的提示吗?”
“给过。”
“具体怎么说?”
坐在旁听席上的礼子不由得屏住了呼吸。津崎先生在回答之前好像也屏住了呼吸。
“他们说,学生在自己的学校里跳楼自杀,往往是从教室窗户或教学楼楼顶上往下跳的。”
当津崎先生不动色声地说出“自杀”这个词时,旁听席上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这便说明在当天午后,城东警察署的警察们提示了‘自杀’的可能性,是这样吗?”
“是的。”
“您是怎么认为的?”
“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请您说明原因。”
“最大的原因,”他又用手帕擦了擦汗,“就是柏木拒绝上学的情况。”
“问题在他拒绝上学?”
“准确地说,他拒绝上学后总是闷在家,心理状态极不稳定。”
“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
“我没有跟他好好地交谈过。他不欢迎我们的访问。应该说,他讨厌和教师以及学校相关人员对话。”
津崎先生将白手帕按在额头,思考了一会儿。他在选择措辞。
辩护人等着他。法庭也等待着他。
“尤其是第四次去家访的时候。那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几乎是他出事的近前,我和森内老师向他搭话后,他就说,‘你们来多少次也没用,我不会去上学。请老师们死了这条心。’”
辩护人一字一句缓缓重复道:“‘你们来多少次也没用,我不会去上学。请老师们死了这条心。’他确实是这样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