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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的同志态度还算可以，只是他觉得对方说的很多话他不是太懂，譬如劳动合同，譬如最低工资保障。人家问什么，他都只能摇头，当他摇第十五次头的时候，对方也开始摇头了，他知道，没戏了。

在此后的半个月里，民工廖大成还想过很多招法，譬如用袜子蒙住脑壳趁包工头打牌时去抓赌;或干脆把包工头的那个心肝宝贝二奶抓起来当人质，喊他拿自己的工钱来赎。但这些招法让他想想也觉得睡不着觉：我只是想要自己的工钱，又不是想犯罪。

就在廖大成踌躇着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邻近工地上传来一个消息，有一位和他一样想领工钱想得快发疯的民工一怒之下上了几十米高的塔吊，报纸电视台110、120、119来了一大堆，包工头吓得软了，乖乖地把钱拿了出来。

正在廖大成琢磨着该不该学那位兄弟也上一回塔吊的时候，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的东西南北门的建筑工地上纷纷传来民工上塔吊上井架上楼顶的事。随着年关将近，其规模呈急剧上升的趋势。

当报纸上出现18个民工同时上楼顶的新闻之后，媒体对民工跳楼的新闻不再感到兴奋，就像是对报道贪污金额100万以下的贪官一样。民工跳楼讨工钱这一社会现象，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有专家指出，这是一种作秀，必须立法对此进行整治，谁要是不通过合法途径而是采取跳楼秀的方式来追债，应该按扰乱治安论处。

民工廖大成从来不看报纸，消息自然很闭塞。当他喝下半斤老白干下定决心战战兢兢地走上塔吊顶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很孤独，城市在自己的脚下，很平静很自在地运行着，街上买菜的女人刷皮鞋的男人和修自行车的小工都像蚂蚁一样平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没有记者没有警察没有医务人员，甚至没有在一旁喊“加油，快点跳！”的观众。站在塔吊顶上的廖大成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平日里吵得令人心烦的世界这时候突然变得很静，他听见风刮在衣服上发出了呼呼的响声。

这时，他突然想起他的母亲，临出门时她老人家说，自己这辈子还没穿过一次棉裤，一定要带一条回来，年纪大了，一天比一天怕冷了。

他还想起他的妻子，那个不美丽但很可爱的女人，她想要一瓶甘油，她说那样冬天做活手就不会裂口。

他还想起了他的儿子，这小子比较奢侈，想要一个新书包。

廖大成已盘算过无数回，并已无数次在地摊上为自己的亲人们梦想要的几样东西与小贩们谈妥最低价。但是，那伸手可及的东西，也就是亲人们伸手可及的幸福，怎么一下子就变得遥不可及。

廖大成有些愤怒了，从恨自己开始，恨包工头，恨天，恨地，恨风，恨用鄙夷眼光看他的城里人。

这时，他看见包工头的摩托从塔吊下冲过来，他感觉这家伙一定又喝了很多酒。想着他那被酒精鼓舞得夸张的一脸横肉，廖大成心中冒出一股强烈的苦味。突然，一种要用血和脑浆溅谁一脸的冲动使他莫名地想往下飞。

借着酒劲和风力，他飞了。

民工廖大成这辈子很难有一次按自己心愿顺利做成一回事情。这一次也不例外，在他飞的时候，空中的一根钢缆将他挂住，等再次落地时，劲道已消了大半，他没有肝脑涂地，只有一条腿血肉模糊。

廖大成成为本市第一个真正跳楼成功的民工。第一个肯定有新闻价值。包工头虽然喝了酒，但还是明白这个道理。除了封锁消息之外，他积极地想办法给他治腿。腿最终没保住，他只有硬着头皮找廖大成私了。他开出的条件是：除了工资和医药费之外，一次性再给他6万元钱。

工地上的民工们开始沸腾了，有的甚至开始羡慕廖大成了，他们算了个账：依廖大成现在的收入状况，他起码要苦挣20年，而且要不吃不喝一分不花才能攒够这个数。想不到才一条腿就换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