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纽约客   （第2/3页）

只是我注意到罗莉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似乎无穷无尽。这种情况，同我原先所了解的郊外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有明显的不同。因为罗莉对我好，她的无数表兄表妹叔叔婶婶们，便也对我都很客气。许多年后，回味那段温暖的时光，我恍然领悟到，纽约城乃至整个美国的金融、法律、报纸、医药、影视、艺术、文学、出版，也都笼罩在与罗莉家族圈十分类似的亲昵关系网里。而这不是什么阴谋，只是独特族裔文化的自然延伸。

1991年后，罗莉越来越亢奋地抒发在我看来过分激烈的女权立场；与此相伴的还有她对自己职业上缺乏成就的狂热焦虑。我承受了她漫无边际的倾诉、分析、抱怨，还有逻辑混乱的争论。这亦要怪我自己无知；神经质地诉说正是犹太民族的共同个性，恰似汉民族的虚饰和回避。

那年夏天，我出国念书后第一次回国。总体而言，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再回纽约后，我变得敏感、激愤、好斗、多变。必须承认，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使罗莉无所适从。我嘲笑她对中国事物的天真爱好，刻薄地批评周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与此同时，只要罗莉的犹太朋友谈及中国时流露出些许冷漠或者鄙薄，我又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并因之暴跳如雷。

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无法弥补的冲突，只是慢慢地疏远、隔膜。1995年，罗莉最后一次来旧金山看我，带上了她新结交的那位小书呆子男朋友。我讲述我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布拉格—圣彼得堡—莫斯科—北京—文切斯拉夫广场—北方的白夜—淡蓝色的斯莫尔尼宫；他们听得好奇，但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或共鸣。我巨大的兴奋和激动，在他们那儿，就像沉入静水的石头；两圈浅浅的涟漪，之后是凝固和沉寂。

三

20年前，我是个签证过期的中国留学生、打工仔。罗莉从未嫌弃过这些。她向我张开双臂，邀请我进入她的世界。那是一个慷慨、率真、热闹，又比较自我中心的世界，就像曼哈顿岛本身。

几十年前，她的先祖乘坐大船来到这里。从灰色的海面上，罗莉的祖父母望见淡蓝色的自由女神。那时的华尔街楼群，不如现在这般自恃或嚣张，或者还包含些许古朴和优雅。对罗莉和其他那几位姑娘的祖辈来说，这儿是一段艰苦旅途的终点，生命和奋斗的彼岸。在不堪回首的晕船、呕吐和担惊受怕之后，在逃出战火、迫害、分崩离析的家园之后，他们不可能得出任何别样的结论。在这儿，他们繁衍、劳作，并把相同的信念传给儿孙。这片新的土地，是梦想的起点和终点。

哪怕在最不开心的时候，年轻罗莉的圆脸蛋上，也还是时时泛出憨直而有些稚气的微笑：乐观、热情、固执、过分地自以为是。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假思索地认定，我会把纽约和曼哈顿作为自己生命旅途的目的和终点，从肉体到精神和感情。她不理解亦不承认土地和命运的曲折、回转、断裂、多变。她这种心态并非出于某种浅薄的优越感，而恰恰是发自内心的本能和善意。可惜我太脆弱、太自负，也太分裂，对罗莉的一片真诚，我理解得太晚。

现在我当然也还常去纽约。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分外熟悉，但又变得有些陌生。偶尔还能发现一些亲切的、令我伤感的微小细节。我不好意思对人承认，所有曾经一道盘桓的老朋友，都散去了，搬走了，失去联系了。

纽约是旧欧洲和新大陆之间的中介。当你从欧洲回望美国，纽约的这项功能变得分外清晰、不可替代。这也是最国际化的一座美国城市，它的国际意识依据一个大前提：磁场的中心在它这里，整个世界历史围绕着它在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