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贝伊奥鲁的电影院（第4/5页）

我会问：“亲爱的，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芙颂会说：“不知道。”

因为内希贝姑妈、芙颂和切廷将第一次走出土耳其，因此他们需要办护照。为了让他们免受国家机关的折磨和排队等待的煎熬，我让在萨特沙特负责这类事情的老警官塞拉米去办了这件事。（细心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八年前我让这个退休的警官去寻找失踪的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我也因此发现因为爱情我已经九年没出国了，我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事实上，以前如果每隔三四个月我不找个借口出国，我会很不开心的。

于是，为了护照的签字，我们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一起去了位于巴比阿利的警察局护照分局。这栋奥斯曼帝国末期，宰相、大臣帕夏们居住的，见证了突袭、政治谋杀、高中历史书上讲述的许多恐怖事件的老楼，就像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许多雄伟建筑那样，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变成了一个上千人在走廊、楼梯上的文件、盖章、签名队伍里疲惫等待，大家互相谩骂的混乱地方。因为天热和潮湿的空气，我们手里的文件一下子就变得软塌塌的了。

快到傍晚时，为了另外一份文件，我们被转去了位于锡尔凯吉的桑萨尔杨商业中心。当我们从巴比阿利大坡往下走时，在老的梅塞雷特茶馆的上面一点，芙颂没得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同意就走进一家小茶馆，坐了下来。

内希贝姑妈说：“这又是怎么了……”

当她和切廷在外面等候时，我走进了茶馆。

我问道：“怎么了，亲爱的，你累了吗？”

芙颂说：“我放弃了。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她点燃一根烟，狠狠地抽着。“你们走吧，去拿你们的护照吧，我跑不动了。”

“亲爱的，咬紧牙关，眼看就到终点了。”

她坚持了一会儿，闹了一会儿别扭，但最后我的美人不管怎样还是跟我们一起走了。我们在奥地利总领馆办签证时又经历了类似的一次小危机。为了不让他们在签证的队伍里为难，也为了不让他们在面签时受到侮辱，像切廷那样，我让人准备了显示芙颂、内希贝姑妈是萨特沙特高薪聘用的专家级职员的文件。他们给了三个人的签证，但他们对芙颂的年龄感到了怀疑，因此喊她去面签。我也和她一起去了。

因为六个月前，连续几年被拒签的一个人，对着瑞士总领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头连开四枪将其击毙，因此伊斯坦布尔的那些领事馆的签证处都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申请签证的人和欧洲的签证官不再面对面，而是像美国电影里的死囚犯那样，只能隔着防弹玻璃和铁栅栏用电话交谈。领事馆前面，聚满了为了能够靠近签证处、能够走进花园和天井而互相推搡的人群。土耳其职员（人们说德国领事馆的那些职员“两天工夫就变得比德国人还要像德国人了！”）会因为没排好队而责骂、推搡申请签证的人群，他们还会看着一些人的穿衣打扮说“你就别白费劲了！”作出最初的筛选。能够得到约见会让申请人非常高兴，在里面的防弹玻璃前，所有人都会像参加一场艰难考试的学生那样瑟瑟发抖，像小绵羊那样安静而顺从。

因为我们找了后门，所以芙颂没有排队，微笑着走了进去，可没过多久她就脸色铁青地走了出来，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走到了大街上。当她在外面准备点烟而放慢脚步时，我追上了她。我问她怎么了，但她不搭理我。当我们走进瓦唐饮料和三明治宫殿坐下时，她说：“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我放弃了。”

“怎么了？他们不给签证吗？”

“他问了我的整个一生。他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离婚了。他还问，如果我没有工作又离了婚，那么我靠什么来生存。欧洲我也不去了。谁的签证我都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