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4页）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们哭泣、冷淡、自嘲。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远流长。

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那间屋、那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庄里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楝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这并非只是一种缅怀和感伤，而是对这一合并、打破、重建本身的质疑和忧虑。“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作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一切，都是在语焉不详的情势下进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权力欲望、资本推进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弃，也为“拆”“建”等中国当代生活中最常见的粗暴词语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将被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