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友谊的海洋”[1]（第2/2页）

我同克莱芒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但是在荧光屏上我们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我在巴黎不止一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得限定一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大家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都是大字报，还好看吗？”我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己了。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但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关心我们国家前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那么我请他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讲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我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吧。

虽然我们交谈的时间有限，可是我们还是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克莱芒先生告诉我，法国人对我表示关心，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受过“四人帮”多年的迫害。最近我见到一位访日归来的朋友，他在日本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说正是因为他受到“四人帮”长期的迫害。我们对外国朋友很少谈“四人帮”的迫害，可是别人知道的比我们料想的多。“四人帮”动员了全部舆论工具宣传了整整十年，没有把一个人搞臭，倒反而给他的名字添上一些光彩，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倘使我第四次看见克莱芒先生，我们还会继续进行辩论，但是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一定加深。我们飞渡重洋，探“亲”访友，难道不是为了增进友谊？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一片热气腾腾的人海？为什么我的耳边还响着法国朋友们的亲切招呼？为什么我怀着倾吐不尽的真实感情写下这一篇一篇的回忆？为什么我在摄氏三十五度的大热天奋笔直书的时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写在纸上？原因是：我想到远在法国的许多朋友，我重视他们的友情，我为这友情感谢他们，我也要把这友情留传给子子孙孙。

7月16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