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序曲，春天 11（第2/4页）

“他饭量肯定很大，”茉儿说，“看他那大个子就知道。我们之前可没有雇这么大饭量的人的打算啊。”

“今年会有好收成的，”母亲回答说，“我们会有足够的东西吃。如果不买衣服，不会饿着的。总会有东西填满他的肚子。”她虽然这么说，但看起来还是有些焦虑，而且我看到她又回去重新数了数坛子的数量，好像这么做坛子就会多出来似的。

“不管怎样都会有东西吃的”……足够的食物……这几个字和它们本身的故事一直在我耳边萦绕，尽管因为经常听到这几个字也就见怪不怪了。“你们农民有吃的……至少还有吃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几年前来我们农庄的一个人，那种深埋在心底的恐惧又回来了——对失去这最后退路的恐惧。

那个男人是在我们搬过来的那年秋天来的，当时抵押贷款像巨石般时刻压在我们心上，无论播种还是收获时都感觉得到那种负担，即便收成很好（头一年野树野草泛滥成灾让人心情尤其沉重），也仅仅意味着纸面上多了一个痕迹，一切都将重新来过。对于某种稳定和保障，我们有一种需要，一种可怕的期盼。我们需要感受到深耕播种、抛撒汗水的土地是我们自己的，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会因为一个花体签名不翼而飞。有时在果园花朵盛开，李子树的枝丫从灰色变成白色，玫瑰色的光在桃树上泛起时，我都会有这种期盼。而且在杏子变红，在俯瞰整个山谷因为栽满巨大的梨树而白雾漫漫，就像白色的海湾时，我常常会有这种期盼。我会在用指甲划过树桩时想——如果有人想在纸上做做文章的话，这一切就都会随风而去，那些潦草的小字比树木、甚至比山谷都大。但是这种恐惧在那个男人造访之后变得更加可怕而沉重。

那是一个十月的清早，我们正把酸了的牛奶搬到鸡舍去，我记得，我们停在篱桩边上，看见他沿着那条路走来。他慢慢地走过长着李树的灌木丛，那时白色的橡树已经落光了叶子。他一直茫然地东张西望。我们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目光呆滞，像两个傻瓜。我感觉，我们俩有一半的心思是想跑开，但由于好奇留了下来。等他走近，进了大门时，我们看到他背着两只瘪瘪的口袋，里面有一个肿块样的东西在他的背上滚来滚去。他面色晦暗，长满色斑，看着好像刚刚从阴暗的地窖里爬出来一样。

“姑娘们，你们的爸爸在哪儿？”他用一种疲惫的、令人不快的声音说道。

我指了指牲口棚，茉儿只是瞪着眼睛没有说话。他穿了件大衣，但太短，将将及膝，而且紧巴巴的，领子上嵌了条深紫罗兰色的布，有点像父亲很久以前曾穿过的衣服。他的鼻子通红，一直流着鼻涕，他不时地用袖子蹭一下。父亲走了出来，问他要干嘛，语气就好像已经认定他是个人赃俱获的贼。

“要人手吗？”男人问道，“有什么采摘或者挖地之类的活儿？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一点儿吗？”他拿出了几个红薯。红薯已经干得皱巴巴的，还有几块腐烂的瘢痕，不过还是有些部分可以吃。“我在上一个地方要到了这些，”他说，“不多，是吧？但总可以在胃里占点地方。”

“你要干嘛？”父亲问道，“你在这附近窜来窜去的想干嘛？”

“你们农民至少还有东西吃，”那个男人说，“我有一家子人啊，我们得吃饭。”

我很害怕他，但又很同情。他衣衫褴褛，显然也很少走路。我想告诉他别用那种挑衅的语气和父亲说话，想告诉他，他的那种讨要的方式是不对的。我看到父亲的眼神坚硬了起来，钢铁般的冷漠坚硬。是那个男人怨天尤人的语气——也许在埋怨生活、埋怨人或是在埋怨上帝——让父亲对他产生了敌意。父亲想，这是个渎神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饥饿归咎于其他的人或事。我想警告他，但不能。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牛奶桶一歪，奶溅到了我的鞋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