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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对不起，我这就出去。”我故意拧开水龙头。在浴室里忙碌了一阵，将一条毛巾搭在横木上。

我开门时，她狐疑地望了望我。“怎么这么长时间？今天上午的事情堆积如山，没工夫容你做白日梦。”

几星期后他将返回曼德利，对此我确信无疑。曼德利的大厅里会有一大堆信件在等待他，其中有一封是我在船上仓促提笔写下的。那是一封言不由衷的信，净讲些同船旅客的情况，以博得他一笑。信很随便地扔在他的信箱里。直至若干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吃饭之前，他付清了一些账单，这才无意中看到了它，于是便慌慌忙忙写回信。以后便音讯全无，末了过圣诞节时才寄来一张贺卡。也许，贺卡上印的是满地白霜的曼德利庄园，点缀的贺词为：“祝圣诞快乐、新年愉快——迈克西米廉・德温特。”那是烫金的印刷体。但为了表示友好，他会划掉自己的名字，在底下亲笔写上：“迈克西姆赠。”如果还有空地方，他将再缀一句话：“希望你在纽约玩得愉快。”最后，他舔舔信封上的胶水贴上邮票，把它朝信件堆里一扔，和成百封信混在一起。

“可惜你们明天就要走了，”前台服务员手里拿着电话听筒，对我说道，“下星期上演芭蕾舞剧，范・霍珀夫人知道吗？”我蓦然清醒过来，把思路从曼德利的圣诞节转向了现实中的火车卧铺。

自范夫人患流感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到餐厅吃饭。我尾随她朝里走时，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我知道他到戛纳去了，因为他前一天预先告诉过我。可我还是忧心忡忡，生怕侍者唐突地跑过来说“今晚小姐还是和往常一样跟先生一道进餐吗”。侍者每次走近餐桌，我都捏把汗，可他什么也没说。

白天的时间用于打点行装，晚上人们赶来话别。我们在起居室吃了晚餐，然后范夫人直接上床睡了。我仍然没有见到他。九点半左右，我下楼到休息室假装索取行李标签，发现他不在那里。那位讨厌的接待员看见我，笑了笑说：“你不用找德温特先生了。他从戛纳打来电话，说半夜才能回来。”

“我来是想要一包行李标签的。”我说。但从他的眼神我看得出来，他没有听信我的话。如此看来，这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不能再相聚了。我得钻进卧室，两眼盯着我的启示牌衣箱和那只结实的大旅行包，孤零零度过自己盼了一整天的珍贵时刻。也许这样更好，因为我不善于伪装自己，他肯定会察言观色，瞧出我的心思。

记得那天夜里我哭了一场，滚滚流下了年轻姑娘痛苦的眼泪，要是在今天，我是流不出那种泪水的。一个人只要过了二十一岁，就不会那样把脸深埋在枕头里，哭得头疼眼肿、喉咙发紧。第二天早晨我又是用海绵蘸凉水擦脸，又是洒香水，偷偷敷粉，急着掩盖哭过的痕迹，谁知却欲盖弥彰。我还心怀恐惧，害怕再哭起来，因为我眼里充盈着难以控制的泪水，嘴角一颤就会灾难临头，引出涟涟的泪水。记得我敞开窗户，探出身子，希望清新的晨风能拂去那脂粉遮盖不住的泪痕。今天的太阳无比明媚，充满了灿烂的希望。蒙特卡洛突然变得和蔼可亲、妩媚迷人，成了天下唯一怀有真情厚意的地方。我爱蒙特卡洛，缱绻的柔情顿时涌上了心头。我渴望在这儿住一辈子，可我今天就要离开。我最后一次对着这面镜子梳头，最后一次用这个脸盆洗漱，再也不能在这张床上睡觉，再也不能开关这盏电灯。我穿着晨衣在这普普通通的旅馆卧室里来回踱步，心潮澎湃，沉浸在无限惆怅之中。

“你该不是感冒了吧？”吃早饭时范夫人问。

“不是，”我说道，“我想不是的。”这倒是根救命稻草。如果眼睛过于红肿，待会儿我就用感冒充当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