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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弗利德被杀害的十四天之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恐怖的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牵着吠叫的大狼狗，大声对她们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布兰迪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二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这是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

最后一个见到艾辛格教授的，是一个幸存的他的学生，他说，他在奥斯威辛的队列里远远地看过教授一眼，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送往达豪集中营的途中，艾辛格教授被德国冲锋队员枪杀。

可是，特莱津犹太人在默默坚守的他们民族的文化，在坚守的一种精神，纳粹却没有力量扼杀。

在最后的岁月里，一号宿舍的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那些《先锋》杂志的编辑、记者、作者和读者们，都被陆续遣送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可是，艾辛格教授的孩子们出版的一期期《先锋》杂志，都被小心地保存下来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一号房间的“孩子共和国”中，特莱津还留下了一个叫做陶希格的孩子。

特莱津是依靠马车为运输工具的：运送货物、运送遣送者的行李，还有死难者的尸体。特莱津的运作一天也离不开马车。而陶希格的父亲，恰巧是特莱津囚徒之中唯一会打马掌的犹太人。他因此有一个小铁匠铺，后来，陶希格成为父亲的帮手，也赶马车，就搬到铁匠铺后面堆煤的小屋里，和父亲住在一起。这是特莱津难得的一点私人居住空间。孩子们就把一期期的《先锋》杂志，偷偷地藏在煤堆下面。

战争结束的时候，环顾四周，陶希格发现，原先的小同伴们，只剩下了他自己一个人还留在特莱津。他赶着两匹马，把属于他和父亲的物品拉回了布拉格，他还小心翼翼地，装上了收藏的一大摞《先锋》杂志。回到布拉格后，陶希格到处寻找他的“孩子共和国”的同伴们。

最后，他巧遇了“孩子共和国”的一员，这个幸存的孩子，正是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

乔治·布兰迪刚刚从奥斯威辛回来，他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只是因为他在特莱津学成了管子工的手艺，纳粹需要留着他干活。回家以后，他得知父母早已在一九四二年就被杀死了。他到处打听妹妹汉娜的消息，直到遇到一个妹妹的同伴，把汉娜死在毒气室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一九四五年，陶希格把所有的杂志都移交给了乔治·布兰迪。

乔治·布兰迪一直小心地藏着那些杂志。后来，他得到一个移民加拿大的机会，前途未卜，旅途能够带的东西也有限，临行之前，他又把所有的杂志转交给了创办《先锋》杂志的幸存者之一科特·库图克，他也曾经是“孩子共和国”的主席。

直到一九六八年的春天，他们才感到，也许可以认真考虑出版《先锋》杂志了。在那个时候，特莱津原来的学校楼，也在考虑建成一个“特莱津集中营博物馆”。可是，就在那年八月，苏联入侵捷克。此后，历经种种曲折，介绍《先锋》杂志的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正式以几种文字出版。当年犹太孩子们的诗、画和文章，他们的恐惧和勇气，他们的苦难和梦想，终于又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