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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三十三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从事一份向幼儿教师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份工作才是她内心真正企盼的机会。弗利德是一个画家，她更是一个思想者。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她的授课，全都用自己最出色的作品来示范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学对象是幼儿教师，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育艺术老师，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这是她期待已久的挑战。教学在逼着她进一步地思索心理、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的学生们回忆说，没有人能够如此启迪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力。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笋尖，然后，它生长、生长，终于，缓缓地展开它的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在维也纳引发暴乱。就连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也被大量捣毁，她设计的建筑也被拆除。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她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捷克，前往布拉格。

一九三四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犹太人在国会里拥有议席，对各国的政治难民张开它的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艺术，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些，纳粹就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了。

在绘画的同时，她满怀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的一个学生是一位幼儿教师，不久也加入了她的工作。弗利德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的学生作品展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还有一次，一个孩子对弗利德说，我能和您谈谈吗？弗利德说，可以啊。就请她在自己对面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问，你要谈什么啊？孩子说，我就这么坐坐行吗？孩子其实就是想靠近她，和她待在一起。她的精神家园挤进了一群孩子，他们共同在创造和建设这个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