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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一九四二年年初，囚徒们刚刚进来，纳粹冲锋队为了在小镇上表示自己的权威，决定杀鸡儆猴。纳粹规定特莱津戒严，不准囚徒们给外面的亲人写信。因有的囚徒试图偷偷地传信出去和自己的妻子联系，被宣布违反“戒严令”，一九四二年一月和二月，纳粹分批对违规者处以绞刑，当众绞死了十六名犹太人。当然，这些情况都严格地对外封锁。

“自治小镇”的承诺还没有开始，就被残酷的杀戮粉碎了。纳粹迫不及待地露出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十六个犹太人的牺牲成为特莱津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特莱津发出了第一批向“东方”死亡营遣送的囚徒。特莱津作为死亡营中转站的性质被事实确定下来，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已经有八千名特莱津囚徒在遣送之后，被送进了毒气室。

可是纳粹还是要维持一个“模范集中营”的假象。本质上，特莱津和其他集中营一样，是被纳粹的冲锋队紧紧控制在手里，他们制定了所有的规则。可是，纳粹有意使得特莱津在表面上有一些不同。例如，在集中营大墙内部，大多数士兵都是纳粹挑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而不是德国纳粹的冲锋队员。在表面上，营内没有德国士兵。营内曾经容许挂有犹太人的宗教画：圣徒摩西举着“十诫”。甚至，一度还发行过营内的货币，有过小商店。有人曾经想开始印一张公开的小报，可是经纳粹检查之后，立即被勒令停办了。在宿舍安排、劳工人员安排等一些具体事务中，在名义上，不是纳粹，而是由一个犹太人委员会管理安排。当然，委员们自己也是囚徒。

特莱津的犹太人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生存状态。委员会为改善他们的状况，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们无力改变集中营的根本性质。每次纳粹要向死亡营送囚犯，就给委员会下达一个遣送数字。强迫这个犹太人自己的委员会定出一个名单，并且公布这个名单。虽然，死亡营本身还是一个秘密。可是，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遣送的目的地，比特莱津一定糟糕得多，生存的可能也要小得多。

即使在特莱津这个“模范集中营”，纳粹也根本不打算对犹太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这个原来容纳六千人的小镇，被纳粹关进去六万五千名犹太人。小镇挤进了十倍以上的常住囚徒，在这个集中营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还有近十万的囚徒被临时安排在这里居住，然后再被送往死亡营。因此，这里永远是拥挤的。

对外的欺骗却还在继续。在德国，纳粹对绝望的犹太老人说，他们只要签字放弃他们的一切财产，就会被送往一个条件良好、能够安享晚年的“老人之家”。可是，在失去一切之后，老人们被带到特莱津，睡在拥挤不堪的地板上，食品、药物、生活用品，甚至水和新鲜空气都是缺乏的。

成年人在这里都非常难熬，老人就更难了。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很快病倒，没有亲人在身边照料，只能躺在空气浑浊的天棚里等待死亡。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不算那些被送往死亡营的人们，仅仅由于饥饿、冬天的寒冷、疾病得不到治疗，就有三万三千四百三十名囚徒，死在特莱津。

一九四三年年底，特莱津的冲锋队负责人换了一个，新来的安顿·伯格（Anton Burger）要求严格管理。他来了之后，注意到特莱津集中营曾经在不同的时间，有过五十五名囚徒逃亡。他怀疑特莱津的犹太人委员会提供的囚徒人数是虚假的，因此，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安顿·伯格不顾囚徒的死活，要求当时特莱津的四万多名犹太人，全部在冲锋队的押解下，在特莱津外面的一块空地上接受全体点名。天寒地冻，从清晨七点开始，一直站到半夜。没有食物，没有水喝，也不准上厕所。老人、病人、孩子，都被迫站在那里。过了半夜之后，囚徒们被容许回到特莱津的住处，就在那一天，在点名的空地上，留下了三百多具囚徒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