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4页）

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法律不再是一个人向社会寻求保护的“自由保障”，而是希特勒施加迫害的工具。法律失去了灵魂，失去了善的支撑，空余一个黑色恐吓的躯壳。在纳粹德国，希特勒的意志就是法律。

希特勒为了宣扬弱肉强食的理论，煽动仇视其他民族，甚至把一些科学领域正常的探索研究，引向了一条可怕的社会改造的道路。

在一八九〇年左右，许多科学家进入了对人类自身的研究，研究人的进化和遗传疾病等等。这个研究在世界各地都有，在德国也做得非常深入和广泛。德国科学家们收集了大量不同的人种资料，出版了许多相关的书籍。他们还举行了展览会、讲座、张贴宣传广告，这些宣传也进入学校的教育。宣传的目的是为了从遗传的角度，达到“优生”。在当时，被称为是“德国优生运动”。可是，在这个宣传过程中，也使得人种差异、遗传差异等一些明确的知识和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糊说法，逐渐在德国深入人心。

希特勒是“聪明”的。他在利用人类认知上的一些弱点：利用人们对于“科学”二字的盲目追随，也利用了人们对于“绝对理性”的崇尚。他夸大和强调了人类思想中科学、理性的那一面，而有意抹去人类文化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同样重要的感情和思想资源，抹去人的善良、同情心和良知。

于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的德国，人开始变得冷酷。一些优秀的科学家们，开始接受排斥了人性的“科学、理性”的思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既然那些精神不健全的人、残疾的人，对社会和我们的国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可以“合理”地“除掉”他们，这是“人种的卫生”。从逻辑推论上，似乎找不到这样的思路有什么问题，他们唯独忘记了：人之所以是人，要有“人性”，要有对弱者的爱和同情。而在扫除人性之后，“科学和理性”，有可能成为非常可怕的罪恶的借口。

今天，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打开书本，我们会看到一些照片，惊讶地发现，照片上那些“文明的”、衣冠楚楚、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科学家们，自觉地参与了成批谋杀精神病人、残疾人的行动。在一些弱智儿童的保育院里，家长把孩子交给那里的医生和保育员，是相信自己的孩子因此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和治疗。可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孩子在那里被医生有计划地集体毒杀。

在阅读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德国朋友卡琳来我们家。她最近在以自己的家族历史为蓝本，写一本小说，为此做了很多调查。谈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她打开总是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给我们看一张照片，那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女子，穿着长裙。那是她的姨婆，因为忧郁症住院，在“人种卫生”运动中，被纳粹杀死在医院里。看到书本上的历史，就这样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朋友家里，我们真是感觉很不一样。

卡琳告诉我们，听到这个家族故事，还不是她感到最震惊的时刻，不久前她回德国，向她的姨母了解姨婆被杀害的情况，她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心情。可是，她那个受着纳粹教育长大的姨母，完全不以为然。她对卡琳说，那有什么，这些人反正是“没有用”了。卡琳说，在那一刻，看到自己姨母的平静和冷峻，才是她真正感到可怕的时候。

在科学、理性的旗帜下，希特勒把“人种卫生”推向“种族理想主义”。希特勒告诉德国人，德国的大多数民众所属的“雅利安人种”，是一种最高贵的种族。他们的遗传基因最优秀，身体最健康，智力最高。而其他种族，都是相对低劣的种族。希特勒得到一些德国科学家的配合，使得当时大多数的德国人相信，从“人种学”的“科学角度”来看，犹太人是一种最低劣的、甚至是罪恶的种族，整个犹太民族是德国经济灾难、政治灾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