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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那张字条放在了哪儿？”

“在……在后门。我把它塞进了门把手上方的门缝里。”

“后门。你说的是不是通往那栋房子私人区域的入口？”

他特别强调了“私人区域”四个字。恍惚间，我仿佛已经能听到哈罗德·加利警长在庭审上做证说，被告去找被害人似乎是为了一桩私人事务。

“是的，没错。”

“字条上写了什么？”

“我就是……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你在生他的气吗？”

“没有。不，我……我只是有点儿失望，因为他一直没有消息。”

“失望。”

“是的。”

“不生气？”

“生气……生气这个词太过了。”

“你有没有敲门？”

“呃，是的，我肯定敲门了。”

“敲了几次？”

“我……应该有几次吧。怎么了？”

“你敲门的时候，有没有大声咒骂？”

噢，天哪！他们肯定跟住在隔壁的那个女人谈过了，当时我还怒斥了她。

现在，我仿佛又听到了那个女人的证词。他大吼大叫，嘴里骂个不停。

我太害怕了，所以就跑回屋里去了。

“我记不清了。”我说。

“你是不是付了现金给思里夫特先生，让他干活儿？”

“呃……是的。”

“那他有没有完成工作？”

“没有，正因如此我才去找他的。”

“那你有没有为此感到生气？明明花了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

“没有。我刚才说过了，我只是觉得有些失望。”

“之后你跟思里夫特先生还有没有其他往来？”

“没有了。”

“你有没有再给他打过电话？”

“打过吧。我肯定留了言，这你也可以去核实一下。”

“其实，我们已经核查过了。从上周六开始，你似乎就不再给他留言了，也不再给他打电话了。如果你真的那么急着要联系上他，为什么突然就不打电话也不留言了呢？”

尽管我拼命想冷静下来，但我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红了。陪审团就喜欢这种关键细节，既能表明被告人说谎，又能表明被告人与罪案有关。没错，只要他们不发现尸体，这一切都只是间接证据，但这是十分不利的间接证据。

“我觉得当时我已经放弃了，认为他不会给我回电了。”我笨拙地说道。

“你有没有再去过他家？”

“你是说他办公的地点？”

“都一样，那是同一个地方。”

“没有，”我说，“我没再去过了。”

“因为你已经不抱希望了，觉得他不会有消息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

他又在记事本上匆匆地写了起来。他从容不迫，而我心急如焚，我希望他赶紧离开这里。趁他忙着做记录时，我冒险瞥了一眼别克车。惠普尔还坐在原位不动，艾莉森也是。她肯定还用枪指着他，只不过她把枪放得很低，超出了视野范围。加利已经让我通过自愿的陈述建好了绞刑架，这会儿他要给我系上套索了。

“那么，”加利说，“你能否解释一下，赫伯特·思里夫特的尸体为何会在你家的土地上被发现？”

这话狠狠地刺穿了我的五脏六腑。加利已经把他认定的案情完全展示出来了：我雇用了赫伯·思里夫特，但是他却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我颇为恼火，打电话给他留言，还怒气冲冲地跑到他家找他；后来我又打电话留了很多语音信息，最后却突然不再留言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杀了他，将他埋在了我家的树林里。有了这些证据，想把我送入监狱已是绰绰有余了。

现在，我终于明白州法医署的人为何来这儿了。他们要从可怜的赫伯·思里夫特那剩下的尸体上发掘线索。

“一群野狗把他挖了出来，”加利说着，摇了摇头，“有位女士开车路过，突然瞧见一群杂种狗拖着一条人的胳膊在街边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