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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小家伙，因为爱玛。所以咱们还是回家吧。”

回去的路走得很慢。我抱着五十多磅重的萨姆，还得穿过荆棘丛生的灌木，实在走不快。等我们一走出树林，我就把他举起来放在肩头，大步跑回了家。

“你自己玩儿一会儿赛车，怎么样？”说着，我把他放在了起居室。

艾莉森在厨房里。她还穿着睡衣，正煮着一壶咖啡。她的举止很迟缓，仿佛还没有睡醒。

“我需要你在家里看好萨姆。”我气喘吁吁地说。

“没出什么事吧？”

“不，出事了。你在家看好他。”

“怎么——”

“艾莉森，”我打断她，然后靠近了一些，低声说，“外面有一具尸体。还记得昨天你听到的那两声枪响吗？他们杀人了。”

“噢，天哪！”她抬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我转身准备到屋外去，可她却一把拉住了我的衬衣：“等等，等等。那是……是谁？我是说死了的那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我撒谎道。

“噢，天哪！”她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是绑匪干的吗？”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也许是某个可怜的家伙不小心撞见了他们，于是他们就……”

我用手比画了一个开枪的动作。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当然是去把尸体埋了。”

“但是——”

“怎么？难道你要我报警吗？那他们会出动警车、验尸官和州法医署的人来我们家的。到时候必然会大大惊动执法机关，难道你想那样吗？”

她没有回答。

“你看好萨姆就行了，”我说，“一两个小时后我就回来。”

她松开了我的衬衣。我从后门出去，从车库里拿了一把铁铲。然后便按原路折返，找到了那群秃鹫聚集的地方。走近以后，我一鼓作气冲了上去，一边挥舞铁铲一边大声喊叫，驱赶它们四下散去。

现在，赫伯·思里夫特的尸体已经完全露出来了。我走到近前，发现秃鹫的啄食其实只是给尸体表面留下了伤痕，而最显眼的还是人为造成的伤口。

他头颅的上半部分有一大块肉不见了，他的胸口也有一道狰狞的圆形伤口。这应该就是周三时艾莉森说的那两声枪响造成的。

但是，他身上不止有这两个伤口。整个尸体都变得残缺不全了。他的手指都不见了，昨天寄到我办公室的肯定是其中一根手指。而且，他的牙齿也全被拔出来了。凶手残忍地破坏了尸体上有助于鉴别身份的所有部位。

结果，尸体变得面目全非。作为法官，我已经见过许多犯罪现场的照片了。我以为自己能处理好这件事。可是我错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单膝跪在地上呕吐了起来，直到胃都快被掏空了，我仍在干呕不止。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这起死亡并不是我的过错，我不是扣动扳机的人。但是，从道德意义上来讲呢？

是我害赫伯·思里夫特被残杀了。我甚至没有跟他解释过他所要面临的危险。他身在明处，只有一架相机在手，而身处暗处的凶犯却全副武装。

“对不起。”当我试图恢复镇定时，不禁颤抖着说了好几次，“真的……真的对不起。”

我是在对赫伯·思里夫特说吗？还是在对无言的树木说？或是对令我绝望的上帝说？

最终，支撑我站起身来的依然是那份不变的动力：爱玛。如果有人发现了这具尸体，并且打电话报警的话，那些绑匪会折磨爱玛的。

我抓起掉在地上的铁铲开始挖坑。我选的地点距离思里夫特约有十英尺，我能够不太费力地把尸体拖过来，同时也可以不必在挖坑的时候看着他。

一下又一下，我用铁铲挖出他的坟墓，心里拼凑着他死前的经历。

这一切都源于我允许他进入我们家的土地范围之内。可问题在于，还有别人未经我的许可，却时刻监视着这里。虽然我这是明知如此，但当我让赫伯跟踪我的妻子时，我竟然完全没有顾及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