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如何理解日本？（第2/3页）

诚然，我自己是没有答案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以往阅读日本的过程中，得到的永远是加深了谜团的矛盾的答案。

我们想要寻找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那么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它的历史。可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而言，日本的历史如此难以进入，就是关于战国一段，就已经足够复杂到令人头晕目眩。其次对于日本战后历史的叙述，如此充满了尖锐的对峙，使人无法得到一个前后一致与符合逻辑的答案。

然而，再复杂的事物，都有其解析的方法。最起码，在我自己而言，多少是可以寻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有那么几个方式，是我勉强理解日本的出发点。

无论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以妖魔化为起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确是一个血腥国家，但是并不能因为如此，便妖魔化日本民族。露丝·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所出版的《菊与刀》，是最经典的研究日本的著作之一。她从文化的基本层面，乃至包括日本人抚育儿童的过程中，去解析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与特点，并且为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文化解析乃是令我们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都有其历史地理之成因，亦因此造就民族性格。日本国民与任何一国国民无异，无非挣扎在日常生活与政治拨弄之间而已，努力平衡身心与外界。若以国家之龃龉，迁怒于民族之劣根，显然有悖于人性论。

而后是对于政体的理解。这其中确实有多重复杂与矛盾。2000年普利策奖获奖书籍，约翰·W.道尔的作品《拥抱战败》，叙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战败，到1952年麦克阿瑟黯然离场，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显然，日本已然在这七年的时间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国情与美国的宪政，彻底地改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国家。甚至出乎美国人的意料，“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之久的军国主义教化”，并且从心理意义上去“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语”。

但是，在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却沉痛地检讨战后重建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制的形成和残留。小森认为，恰恰是明治之后所形成的、其后麦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决心彻底铲除的天皇制，使日本迄今为止仍然挣扎在一种独裁复苏的可能性中。靖国神社、教科书、自卫队出兵海外，都是这个制度遗产所导致的后果。事实上，道尔也在他的作品中对此多有论述。

日本为何对周边国家缺乏同情与歉疚？道尔的观察至为精彩。日本在战争后期，受到盟军的残酷打击，包括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战后日本的废墟和痛楚，加上美军占领期间的封闭与屈辱，使日本人能够深切地抚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势：一方面日本政体的民主、自由与社会自治形态，使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具有强大的亲和性，西方性已经大于亚洲性；另一方面亚洲诸国深切感知从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而日本也深切感知二战后期与战后自身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在一种没有交叉的民众与国家情绪之中，任何的共同话语都无从寻找。

那么，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日本。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涩泽尚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美国的艺伎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对于日本怀有深刻的仇恨与恐惧。但在占领期间，由于把日本女性化和儿童化，美国顺利进行了一场新的想象转化，从而把自己转变成为保护者与改造者，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并且甚至将这一形象成功延续至今。这个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能够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