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阳：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第4/8页）

原来，由于不配合县长进行变相报销及筹措竞选经费，黄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调查。在被调查期间，黄文雄遇到许多体制内的司法“黄牛”，也有人传话，如果父亲愿意自动辞职，便可以不起诉。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调查站里，父亲老泪纵横地谈了一些心事后，竟然让儿子一定要安排单位的某位技术干部来看他，因为他发现一些新想法或许可以帮第三期自来水扩建工程省钱省时。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在目睹“呼吁者”雷震和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呼吁”与“忠诚”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退出”。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为台湾留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台湾学生们戏称，苏联是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1957年苏联那颗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紧张。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黄文雄将自己和20世纪60年代赴美读书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青年称为“sputnik世代”。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正是左派运动的年代。留美期间，他交往的美国女友中，不少来自工会的传统家庭。那时他和女友们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这些女孩引导着接触社会活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活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等等。

黄文雄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高校是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匹兹堡以盛产钢铁业和煤矿出名，并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批判传统。和他一起为黑人朋友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为他在美期间最好的朋友。Chuck喜欢穿南方黑人农民的牛仔工作服，当时黄文雄和身边的华人同学还难免自命清高的时候，如此愿意放下身段的大学生让他充满了好感。

在一次酒后的聊天中，Chuck向黄文雄坦言，他觉得留美的华人学生都喜欢黏在一起。一起租屋、买菜、做饭、上图书馆实验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怀疑他们见识到多少美国和世界”。在这次聊天后，黄文雄听从Chuck的建议，和华人社区保持联络，但始终和其他各国学生同住，而且有意识隔一段时间就移动住所，借此扩展交往圈子。

Chuck还推荐他观察并参与“学生民主社会联盟”。“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在密歇根州的休伦港，联盟的学生们写下了这个《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一个世代的议程》。这个联盟的学生们经常走向街头，他们抗议一切，拒绝传统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但不信任老左派的社会主义——苏联将坦克和飞机运往匈牙利镇压当地民主运动，斯大林极权面貌被彻底暴露出来，因此，他们不同意传统左派把改革的使命放在劳工身上。这个联盟的故事此后不断出现在美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

在黄文雄赴美留学第四年的1968年，左派的高潮来临。在美国，约翰逊总统放弃连任，捷克有“布拉格之春”，法国的戴高乐被学生和工人联手逼退。被浪漫化的Chuck们似乎代表了黄文雄渴望的一切：敢于冒险、富有学问、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这一切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黄文雄开始思考他的故乡，他把台湾和越南进行对比。在他眼里，虽然不喜欢另外一个阵营，包括苏联和海峡对岸，但是对美国扶持南越和台湾的“独裁政权”，他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