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民国，就是那扇窗（第2/3页）

一种美好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什么伟人英雄的恩赐，而是对社会各阶层、势力与利益的尊重，从而妥协逶迤而生。最早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如此，最早的联邦共和制美国也是如此。谁见过一个由英雄恩赐、稳定而长久的民主？

蒋经国治下的台湾也不是一种恩赐，不过是对于社会大动荡在即、顺水推舟的明智。

但不无矛盾的是，他也同样认识到：“一旦危及国家的存亡、统一或他的统治地位，他也会合理化暴力行为。”《中国1927：谁主沉浮》中披露的，乃是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但要消灭共产党，而且全面污化并且流放了他的党内政敌汪精卫和胡汉民。

在另外一本研究民国政治的书《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中，作者张皓即指出“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混战，招致强敌入侵”。

对于政敌之不容，异派之消灭，从来都是中国政治之痼疾。民国政治不过是晚清政治之逻辑延续，哪来什么民主自由的气象。个别领域与区域的景象，怎能替代全局？制度的稳定与宪政的遵从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政治如此，哪来良好的民生？

自然，民国时期上海的繁荣，南京的端肃，北平的古风，也一再为今人所津津乐道。上层的生活安详而富足，生产出许多浪漫与情调。这在许多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中多有体现。不过，恰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辛亥革命乃是停留于上层的革命，或者是“油面的革命”。参加辛亥革命的人，乃是一群留学生、国内知识精英、改良派、改革派与社团领袖。他们在原本的社会体系中，就已经拥有了良好的资源。民国的建立，不过是夺取了皇族、王族与贵族的权力，从而将社会控制权力转移到了他们手上。因此，民国的社会，依然是上层富足而下层困顿。改革从未深入城市下层与民间。如果说民国政府确实未曾获得足够的时间将改革深入下层的话，那么无非是上层的利益分配尚未结束，下层的利益还未来得及分配。但是，上层的利益分配何时结束？

除了共产党的武装之外，民国的民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与上层周旋？一个健康的社会，民间可以组成游说团体、利益力量、民间组织、社会自治，与统治集团、精英阶层进行对话，从而使整体社会利益分配不致失衡。显然，民国的民间是完全无力量与国民党治理结构进行对话的。虽然蒋介石和地方政权对于学生抗议、知识分子游说常常有怀柔政策，乃至宽容忍让，但说到底也是无约束的恩赐，而非必然的制度宪政结果。

民国在文化上的确颇有建树，众多知识分子拥有广阔的发言空间，媒体的自由度很高，学术自由，群星璀璨。但是，这都是一个社会文化能量的零星爆发，从来没有一种制度性的文学、艺术与创造方法，允许与鼓励文化创意全面性生长。

我们常常有着这样的虚妄：因为现实生活的不美好，于是依赖某种介质去虚构一个美好的想象体。对于民国，我们的心理机制也大抵如此：因为这个时代不美好，于是推导出那个时代是美好的。但是民国的真相的确是不美好的：政治独裁，党派专政，情治盛行，贫富分化，下层困苦，文化喑哑，战乱遍地。上层醉生梦死，下层咬牙切齿。这样的社会几乎必然有革命的诞生，不是共产党，也会有别的党。缅怀民国中残存的美好事物虽然合理，但是美化民国的世界却大可不必。

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溃败是一种逻辑的产物，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文化上。尽管历史从来都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往往有着相当可观的作用，例如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生，日本的侵略，苏联的介入，等等。但是逻辑的必然性因素却无从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