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苦难”与“辉煌”(第2/3页)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吗?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